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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简述

作者：佚名来源：不详阅读：147时间：2006-7-24录入：竹叶青对女儿红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各阶级各阶层都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变化空前剧烈。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古代文学理论的延伸第一时期从鸦片战争至中法战争,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延续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从明代以来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主要矛盾的"情"与"理"的矛盾，出现了新的抗争。一方面，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而占据清代文坛正宗地位的桐城派，由于姚鼐弟子梅曾亮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的主张，要求把"义理"空谈与封建政治相结合。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直接为濒于崩溃的封建政治服务的"经济"，补充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词章在理论上的空谈和不足。

曾国藩也参与了道光、咸丰时期的宋诗运动，扩大了它的影响。这是统治清代诗坛的复古主义的内部运动，要求把宗唐转为宗宋。其中坚人物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都是正统考据家兼诗人。他们的诗歌理论也有着浓厚的理学气味,与桐城派文论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思想在诗文两个不同领域的具体分工和不同表现。何绍基反复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他虽然也承认作诗要有"真性情"，但要求以理统情，提倡平日明理养气，于孝悌忠信大节以及日用起居等方面体贴得真性情(《与汪菊士论诗》)，实际上是要合于封建纲常伦理的性情。至于他们要求以学问为诗之类，也是和以理统情有关联的。

另一方面,"声情沉烈"的龚自珍,则在《宥情》和《长短言自序》中提出了与桐城派、宋诗派针锋相对的"尊情"说，并在《又忏心一首》、《题〈红禅室诗〉尾》、《己亥杂诗》、《送徐铁孙序》、《书汤海秋诗集后》和《病梅馆记》等诗文中作了多方面的表述。龚自珍的"尊情"说认为，真情来自未受封建名教污染的"童心"和投身现实所受各种遭遇的"阅历"，乃是儒佛皆呵的"阴气",它犹如"千年怒潮","劫火遇销"，"来须挥剑"，"去可付箫"，能使作家作品充满"箫心剑气"；使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从而产生"买尽千秋儿女心"的社会效果。龚自珍所尊之情，就是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是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强烈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

魏源在《定□文录叙》中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这个"逆"字便是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准确概括，同时也表达了魏源的文学主张。蒋湘南盛赞龚、魏，又以"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八字形容桐城派，指斥它"道之不明，何有于文？文之未是，何有于法？"(《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节》)便是龚、魏文论的有力回响。吴敏树《移兰记》与龚自珍《病梅馆记》所表现的文学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声称自己"素非喜姚氏者"，不但反对曾国藩把他列入桐城派，而且力排文章宗派之说，指出曾国藩吹捧桐城派的用心在建立自己的宗派门户。林昌□以反帝爱国作为采诗论诗的首要标准，编写《射鹰楼诗话》，把不同流派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感情集中起来加以颂扬，突出林则徐、魏源，大不同于世之泛泛诗话，亦与桐城派宋诗派文学理论大相径庭。

此外，中国农民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成长，首次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对以桐城派为主的一切反动文风进行猛烈冲击。具见太平天国文衡总裁洪仁□领衔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以及他的《资政新篇》、《钦定士阶条例》、《钦定军次实录》和洪秀全的《改定诗韵诏》。他们的理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一切文章都要"合天情"，"符真道"，为太平天国政治服务，"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在语言艺术方面，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要求文章"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反对一切"浮文巧言"。这些理论有破有立，自成体系，与桐城派文论针锋相对，反对虚浮文风，革命性强烈。

其后,与太平天国文论相呼应,曾经参加哀牢山□民起义的夏正寅，在1884年所作的《哀牢夷雄列传自序》中说："游侠货殖，世之所轻，史迁传之；盖游侠货殖之行，于生民有义有利也。哀牢诸夷雄，为民除暴谋利，不为世所知，曷可不志哉？"主张发扬司马迁的进步传统，为牺牲的农民起义英雄立传。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是一创举，与桐城派以大量碑传志铭表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恰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新文学理论的出现第二时期从中法战争至戊戌政变，是新旧文学理论的交替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旧文学理论日暮途穷，开始堕落；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文学理论脱颖而出，初露锋芒。

这个时期，曾国藩已死，曾门弟子吴汝纶成为桐城派末代宗师。他在政治上依附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在文学理论上也努力殖民地化。1898年，吴汝纶在《答姚慕庭书》中抬出曾国藩，大肆吹捧桐城派宝典《古文辞类纂》，竟说"中国斯文未丧，必自此书……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此书决不能废"。次年，吴汝纶又在《答严几道书》中发挥这种思想，公然主张废尽中国古籍，"改习西学"，"独留此书"。

但在时代剧变的冲击下，对社会采取极端个人主义冷漠态度的文人越来越多，宋诗派则延演为陈衍、郑孝胥所谓的同光体，要求诗歌在拟古之中走"荒寒之路"（陈衍《何心与诗序》），以险奥的语言和"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风格，为各种各样"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自嘲语）服务。他们还吹捧曾国藩"别传诗法与经巢"（陈衍《论诗绝句三十首》），树立宗派，自封正统，又声称"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不断表明这个宗派与桐城派的亲属关系。此外，已经取代浙江词派而成为词坛主流的常州词派，也发生类似变化。谭献主张"于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明诗》)。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也提倡"温柔和平"。后来，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强调"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要求词境"静穆"、"万缘俱寂",便是谭、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普遍存在着拟古主义思想，宣扬儒家"诗教"，离灾难深重的民族现状较远。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文学问题进行了新的批判和探索，受到民歌哺育和龚自珍影响的黄遵宪，早在21岁时就已痛斥"俗儒好尊古"，高呼"我手写我口"(《杂感》)。1891年，黄遵宪又在《人境庐诗草自叙》中明确提倡"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要求"举今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充分发挥了他少年时期的"别创诗界之论"(《与丘菽园书》)。为此，他还要求广泛学习古人艺术经验，并"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即继承《离骚》和"乐府"优良的传统精神。这些理论与"俗儒"界线分明，开始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诗歌理论探索。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诗中自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这些新派诗基本上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并为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树立了榜样。

黄遵宪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进一步提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必须为农工商贾妇女幼儿"求一简易之法"。并且从历史上文体的变化有力地论证了言文合一在文学发展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年后，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场出发,畅论文言文的弊害和白话文的优越,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晚清白话文运动便正式开始。而黄遵宪的文学理论显然就是这一运动的先声。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孔广德,还编辑了近代第一部爱国主义文学总集——《普天忠愤集》，记录甲午战争失败的爱国主义文学创作高潮，欲"使读之者因耻生愤，因愤生励，秉其公忠，群思补救，挽既倒之狂澜，撑天下之全局"（《普天忠愤集自序》），文学救国的思想十分突出。他指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愤"："或则忧愤而上封章，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形之于咏歌，无非愤也。"认为愤之愈甚，"收效尤捷"，作者应该敢言其愤，不怕言之有"罪"，"多触时忌"。既把近代爱国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愤笔愤书"的程度，反帝亦反封建，又赋予古代文论中"愤"的标准以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此书上承《射鹰楼诗话》影响，下开阿英编辑一系列反侵略战争文学集的先河。

但在戊戌政变前，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崇尚西学,注重实用,往往把中国传统文学与西学对立起来,作过火的批判,甚至加以全盘否定，认为西人的"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可悉废"(王韬《上当道论时务书》)。谭嗣同把他30岁以前的诗文统统称为旧学，尽弃之（《莽苍苍斋诗》补遗）。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曾试写过"新学之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但理论无多。这种推崇西学实用的功利观点,在小说理论上表现比较突出。在1897年《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和梁启超次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一方面，他们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明确要求广泛译印外国小说，特别是外国政治小说；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土小说……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只能使"浅学之人沦胥","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这些议论冲击了封建文学，有进步意义。他们要求译印外国小说的呼声，在得到林纾等人的响应之后,终于造成文学上的开放,从此结束了中国文学孤立发展的局面。但他们否定中国古典小说，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与此同时，他们从中外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中发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艺术价值，反对"因其虚而薄之"的传统观念，认为小说较正史"易传"、"易入"，"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还导致了后来的"小说界革命"。他们写作"新学之诗"的尝试虽然失败，但革新的精神可贵，并导致了后来的"诗界革命"。

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兴盛和衰落第三时期从戊戌政变至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盛衰期，它的主要内容是：改良派进一步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发动一连串文学"革命"，革命派受到种族主义束缚，文学理论上的保守多于前进。而鲁迅、李大钊则给近代文学批评史带来了新的曙光。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从政治舞台上败下阵来，沦为流亡海外的清议派，无力再和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重大政治斗争,转而乞灵于文学,在前一阶段批判探索的基础上，接连发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都是想从改良文学着手，造就一代"新民"，继续推行改良主义。为此，梁启超提出一连串新文学理论，成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

"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是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梁启超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认为作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新意境又称"欧洲意境"，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诗料"的。从他盛赞《灭种吟》和黄遵宪的《军歌》，又可见他的新意境是以爱国主义为最高标准。这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诗体如何为新时代、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为旧体诗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幕。

在提出"诗界革命"的同时，梁氏提出"文界革命"。他盛赞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德富苏峰的文章"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并且说:"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的"绍介图书"栏和第一版《饮冰室文集》序中申明文界革命的目的在"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他在报章上发表的大量散文实践了这些主张，被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因代表作主要发表于新民丛报，又称新民体。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显示了"文界革命"的主要成绩。通过"文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文言文得到空前解放，找到了向白话文过渡的途径，其功绩反而大于晚清白话文运动。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种文学报刊《新小说》,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随后即在新民丛报上说明其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并申述专刊小说理论文章，要求"大指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这就是改良派小说的理论纲领。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把小说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认为前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后者能把现实社会的情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两派都具有"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这一论点不仅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揭示了小说的艺术特征。据此，作者明确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彻底粉碎了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中国文学诸品种之间的结构关系。接着，作者猛烈抨击旧小说中的各种各样封建性糟粕，指斥它是"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原"，终于得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结论，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表现了革新小说的强烈愿望。另外，在这篇论文和改良派其他许多小说论文所列举的例证中，还都包括一些戏剧作品，可以认为，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也是包含着戏剧理论在内的。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虽然打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烙印，但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色彩。他在1911年为流亡中国的朝鲜文学家金泽荣所写的《丽韩十家文钞序》，便是他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的结晶。他在此文中所指出的一条运用文学发扬民族精神的救国途径，论证了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开创了这方面文学理论的探索。

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理论发端于1903年的爱国运动和思想革命高潮，具有更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其主要贡献在三方面：①提倡"叫□恣言"、"跳踉博跃"的文学语言，反对革命派中"文墨议论往往务为蕴藉"的不良现象，为反清革命召唤"雷霆之声"（章太炎《革命军序》）。②把资产阶级戏剧理论从改良派小说理论中分立出来，进行专门探讨，提倡"戏剧改良"，希望用"梨园革命军"来"唤醒钧天之梦"，"招还祖国之魂"，使大家"崇拜共和，欢迎改革"（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③对同光体进行彻底批判，指责宋诗运动是由于"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并且宣称"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柳亚子《胡寄尘诗序》），这些理论发展和补充了改良派文学理论的某些方面，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文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严重，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文学理论却是相当保守的。其大师章太炎还崇奉"古文学派"，认为古文字学是一切文学的基础，表现尤为突出。像《革命军序》那样的文学思想，早在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已经否定了,甚至认为他这类为数不多的文章,"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并自称古奥难懂的《□书》"文实闳雅"（《与邓实书》）。他的全部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把爱国与复古混为一谈，崇雅抑俗，甚至推崇魏晋之文"可以为百世师"(《国故论衡·论式》)。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偏激情绪,常常迷失政治方向,竟然赞赏王□运的"能尽雅"和马其昶的"能尽俗"（《太炎文录·与人论文书》）。对于开创了近代文学批评史进步传统的龚自珍，则目为"汉种灭亡之妖"（《太炎文录·说林下》）。对于继承和发展了这个进步传统的许多改良派文人也都横加贬抑。

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思想保守性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提倡"保存国粹",排斥东西民主主义文化,反对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要求从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古典文学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为此,他们在1904年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社"，1905年又创办《国粹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国粹学报略例》）。这种思想不但与章太炎一致，而且对1909年成立的南社也有影响。高旭的《南社启》就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主彼,何哉？"因此，虽有柳亚子等人提倡"戏剧改良"，但南社的全部文学活动仍以传统诗文为正宗。

这些保守理论给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创作带来很大局限。虽然他们写下了许多"悲壮淋漓的诗文"，却辗转在旧形式和狭隘种族主义思想中。由于局限性太大，他们在写作实践中有时便不得不采用自己理论上所反对的"新文体"和"新派诗"形式，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可见革命派基本上并未完成自己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历史任务。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把改良派创建的资产阶级新文学理论推向前进，而且专门运用古老陈旧的观点对它进行攻击，这就使得新文学理论日益落后，由盛转衰，偃旗息鼓，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纷纷出现。这种情况首先从王国维开始，他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之一员，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是近代式的。不但开创了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而且把中国诗歌理论发展成完整的体系，以"境界"为纲，有着许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但王国维从西方吸取得最多的却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改良派的没落情绪和厌世思想非常突出，他的理论体系也是从否定人生出发，渗透了游戏起源论、反功利论、超利害论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消极唯心的论调，完全脱离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种思想的低级表现,便是堕落。1914年,海上漱石生的《繁华杂志》题辞竟说："容我著书消岁月，管他飞檄动兵戈。……文林诗海消闲料，说部歌坛醒睡丸。谁道书成了无益，茶余酒后尽人欢。"至此，资产阶级新文学理论便已完全失却灵魂。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近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李大钊身上。1907年，鉴于"中国（文坛）之萧条"，鲁迅热情写作《摩罗诗力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向中国人首次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摩罗诗派"，赞扬拜伦"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赞扬这个诗派"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后悲愤地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热切盼望中国能从横扫封建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的"精神界之战士"。1916年,李大钊创办《晨钟报》,又在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中热情介绍这些"摩罗"中的"青年德意志派"，赞扬他们"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而"德意志帝国之统一,殆即苞蕾于彼等热烈之想象力"。热切盼望中国青年能够"闻风兴起"。"青年德意志派"早就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乃是十月革命前能为中国文坛提供的最好的镜子和榜样。李大钊的文章又名《青春中华之创造》，发展了泛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摩罗诗力说》，进一步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迎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见"五四"文学革命）。

参考书目简戈之、陈迩冬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9。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民国十六七年间。予编北平世界日、晚报副刊。晚刊日须为一短评。环境时有变更，颇觉题穷。予乃避重就轻，尚论古人、日撰《水浒人物论赞》一则。以言原意．实在补白，无可取也。后读者觉其饶有趣味，迭函商榷，予乃赓续为之。旋因予辞职，稿始中止，然亦约可得三十篇矣。民国二十五年，予在南京办《南京人报》，自编副刊一种，因转载是稿，并又益以新作十余篇。社中同人，读之而喜，谓是项小品专在义论，不仅为茶余酒后之消遣，可作青年国文自修读本看，嘱予完成出单行本，予漫应之，以为时日稍长，当汇集杂稿成书也。其后中日战局日紧，无暇为此项小文，事又中搁。去冬，万象周刊社，在渝觅得《南京人报》合订本十余册，整理同文著作，得论赞四十余篇。编者刘自勤弟剪贴成集，欣然相示，商予更增新稿，务成一单行本，以了夙愿。予因去岁作《水浒新传》，读《水游》又数过，涉笔之余，颇多新意，遂允其议，再增写半数共得九十篇。因人物分类，列为天罡、地煞、外编三部。虽取材小说，卑之毋甚高论。但就技巧言，贡献于学作文言青年或不无小补云尔。

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张恨水序于南温泉北望斋茅

二、凡例

一本书各文之属笔，前后相距凡十余年，笔者对水浒观感，自不无出入处。但态度始终客观，并持正义感，则相信始终如一。

一各篇在北平书写者，篇末注一平字，在南京书写者，注一宁字。最近在重庆续写者，注一渝字，以志笔者每个年代之感想。

一三十六天是，每人皆有论赞，七十二地煞，则不全有，以原传无故事供给，难生新意，不必强作雷同之论也。其间有数篇是合传，意亦同。外篇人物，仅择能发人感喟者为文，故不求其多。

一宋晁二人，在昔原有论文，因对主脑人物，特以新意再写一篇，而仍附旧作于后，其余从略。

一是书愿贡献青年学文言者，作一种参考，故结构故取多种。如朱仝雷横篇，用反问体，朱贵篇通用也字结句是。其余各篇，青年自可揣摩领悟。然决非敢向通人卖弄，一笑置之可也。

一青年初学文言，对于语助词，最感用之难当。是书颇于此点，加意引用，愿为说明。

一是书愿贡献青年作学文言之参考，亦是友朋中为人父兄所要求。笔者初不敢具有眦意，自视仍是茶余酒后之消遣品耳。

一笔者为新闻记者二十余年，于报上作短评，颇经年月。青年学新闻者，酌取其中若干，为作小评之研究，亦可。

三、天罡篇

宋江吴用鲁智深李逵晁盖林冲武松石秀卢俊义柴进杨志燕青

宋江

北宋之末，王纲不振，群盗如毛。盗如可传也，则当时之可传者多矣。顾此纷纷如毛者皆与草木同配，独宋江之徒，载之史籍，挡之稗官，泻染之于盲词戏曲，是其行为，必有异于众盗者可知。而宋江为群盗之首也，则其有异于群者又可知。故以此而论宋江，宋氏之为及时雨，不难解也。

英雄之以成败论，久矣。即以盗论，先乎宋江者，败则黄巢之流寇，成则朱温之梁太祖高皇帝，败又造反盗匪张士诚矣。宋氏之浔阳楼题壁诗曰：“敢笑黄巢不丈夫”，窥其意，何尝不慕汉高祖起自泗上亭长？其人诚不得谓为安分之徒，然古之创业帝王，安分而来者，又有几人？六朝五代之君，其不知宋江者多矣。何独责乎一宋江乎？

世之读水浒而论宋江者，辄谓其口仁义而行盗跖，此诚不无事实。自金圣叹改宋本出，故于宋传加以微词，而其证益著，顾于一事有以辩之，则宋实受张叔夜之击而降之矣。夫张氏，汉族之忠臣也，亦当时之英雄也。宋以反对贪污始，而以则顺忠烈终。以收罗草莽始，而以被英雄收罗终。分明朱温黄巢所不能者，而宋能之，其人未可全非也。

间尝思之，当宋率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也，视官兵如粪土，以为天下英雄莫如梁山矣，赵氏之锈鼎可问也，则俨然视陈胜项羽不足为已。及其袭海州，一战崦败于张叔夜，且副酋被擒。于是乃知以往所知之不广，大英雄，大豪杰，实别有在，则反视藐躬，幡然悔改。此南华秋水之寓意，而未期宋氏明之，虽其行犹不出乎权谋，权而施于每，其人未可全非也。

虽然，使不遇张相公，七年而北宋之难作，则宋统十万喽罗雄踞水泊，或为刘邦朱元障，或为刘豫石敬塘，或为张献忠李闯，均未可知也。宋江一生笼纳英雄自负，而张更能笼纳之，诚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功也，惜读《宋史》与《水浒》者，皆未能思及此耳。梁山人物，蔡京高俅促成之，而张叔夜成全之，此不得时之英雄，终有赖于得时之英雄欤？世多谈龙者，而鲜谈降龙之罗汉，多谈狮者，亦鲜谈豢狮之狮奴，吾于张叔夜识宋江矣。又于宋江，更识张叔夜矣。（渝）

附一篇

人不得已而为贼，贼可恕也。人不得已而为盗，盗亦可恕也。今其人无不得已之势，而已居心为贼为盗。既已为贼为盗矣，而又曰：“我非贼非盗，暂存水泊，以待朝廷之招安耳。”此非淆惑是非，倒因为果之至者乎？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吾亦曰：“若而人者，盗贼之盗贼也。其人为谁，宋江是已。”

宋江一郓城小吏耳。观其人无文章经世之才，亦无拔木扛鼎之勇，而仅仅以小仁小惠，施于杀人越货、江湖亡命之徒，以博得仗义疏财及时雨之名而已。何足道哉！夫彼所谓仗义者何？能背宋室王法，以纵东溪村劫财之徒耳。夫彼所谓疏财者何，能以大锭银子买黑旋风一类之入耳。质言之，即结交风尘中不安分之人也。人而至于不务立功立德立言，处心积虑，以谋天下之盗匪闻其名，此其人尚可问耶？

宋江在得阳楼题壁有曰：“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又曰：“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咄咄！江之仇谁也？血染浔阳江口，何事也？不丈夫之黄巢，何人也？宋一口道破，此实欲夺赵家天下，而以造反不成为耻矣。奈之何直至水泊以后，犹日日言等候朝廷招安耶？反赵犹可置之成王败寇之列，而实欲反赵，犹口言忠义，以待招安欺众兄弟为已用，其罪不可胜诛矣。虽然，宋之意，始赂盗，继为盗，亦欲由盗取径而富贵耳。富贵可求，古今中外，人固无所不乐为也。

晁盖

评《红楼梦》者曰：“一百二十回小说，一言以蔽之，讥失政也。”张氏曰：“吾于《水浒传》之看法，亦然。”

王安石为宋室变法，保甲，其一也。何以有保甲？不外通民情，传号令，保治安而已。凡此诸端，实以里正保正，为官与民之枢纽。而保正里正之必以良民任之，所不待论。今晁盖，郓城县东溪村保正也。郓城县尹，其必责望晁氏通民情，传号令，保治安，亦不待论。然而晁氏所为，果何事乎？水浒于其本传，开宗明义，则曰：“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嗟夫！保正而结识天下好汉，已可疑矣，而又曰：“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是其生平为人，固极不安分者也。极不安分而使之为一乡保正，则东溪村七星聚义，非刘唐公孙胜吴用等从之，而县尹促之也，亦非县尹促之，而宋室之敝政促之也。使晁盖不为保正，则一土财主而已。既为保正，则下可以管理平民，上可以奔走官府。家有歹人，平民不得言之官府不得知之，极其至也，浸假远方匪人如刘唐者，来以一套富贵相送矣，浸假附近奸滑如吴用者，为其策划劫生辰纲矣。浸假缉捕都头如朱仝雷横者，受其贿赂而卖放矣。质言之，保治安的里正之家，即破坏治安窝藏盗匪之家也。

读晁盖传，其人亦甚忠厚，素为富户，亦不患饥寒，何以处心积虑，必欲为盗？殆家中常有歹人，所以有引诱之欤？而家中常有歹人，则又身为保正，有以保障之也。呜呼！保甲而为盗匪之媒，岂拗相公变法之原意哉！一保正如此，遍赵宋天下，其他保正可知也。读者疑吾言乎？则史进亦华阴史家庄里正也。水浒写开始一个盗既为里正，开始写一盗魁，又为保正。宋元之人，其于保甲之缴，殆有深憾欤？虽然，保甲制度本身，实无罪也。（渝）

附一篇

梁山百八头目之集合，实晁盖东溪村举事为之首。而终晁盖身居水泊之日，亦为一穴之魁。然而石碣之降也，遍列寨中人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名，晁独不与焉。岂洪太尉大闹伏魔殿，放走石碣下妖魔，亦无晁之前身参与乎？然而十三回东溪村七星聚首，晁胡为乎而居首也？十八回梁山林冲大火并，胡为乎义士尊晁盖也。五十七回众虎同心归水泊，又胡为乎晁仍发号施令也。张先生怃然有间，昂首长为太息曰：嗟夫！此晁盗之所以死也！此晁盖之所以不得善其死也。彼宋江者心藏大志，欲与赵官家争一日短长者久矣。然而不入水泊则无以与赵官家抗，不为水泊之魁，则仍不足以与赵官家抗。宋之必为水泊魁，必去晁以自代，必然之势也。晁以首义之功，终居之而不疑，于是乎宋乃使其赴曾头市，而尝曾家之毒箭。圣叹谓晁之死，宋实就之，春秋之义也。或曰：此事于何证之？曰于天降石碣证之，石碣以宋居首，而无晁之名，其义乃显矣。盖天无降石碣之理，亦更无为盗降石碣之理，实宋氏所伪托也。

吾不知晁在九泉，悟此事否，就其生前论之，以宋氏东溪一信之私放，终身佩其恩德，以至于死，则亦可以与言友道者矣。古人曰：盗亦有道，吾于晁盖之为人也信之。（平）

卢俊义

“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此吴用口中所念，令卢俊义亲自题壁者也。其诗既劣，义亦无取，而于卢俊义反四字之隐含，初非不见辨别。顾卢既书之，且复信之，真英雄盛德之累矣！夫大丈夫处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去何从，何取何舍，自有英雄本色在。奈何以江湖卖卜者流之一语，竞轻置万贯家财，而远避血肉之灾耶？卢虽于过梁山之日慷慨悬旗，欲收此山奇货，但于受吴用之赚以后行之，固不见其有所为而来矣。

金圣叹于读《水浒》法中有云：“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到不俊。”此一呆字与不俊二字，实足赞卢俊义而尽之。吾虽更欲有所言，乃有崔灏上头之感矣。惟其不俊也，故卢员外既帷薄不修，捉强盗又太阿倒持，天下固有其才不足以展其志之英雄，遂无往而不为误事之蒋干。与其谓卢为玉麒鳞，毋宁谓卢为土骆驼也。

虽然，千里风沙，任重致远，驼亦有足多者。以视宋江吴用辈，则亦机变不足，忠厚有余矣。（平）

吴用

有老饕者，欲遍尝异味，及庖人进鳝，乃踌躇而不能下箸。庖人询之，则以恶其形状对。盖以其自首至尾，无不似蛇也。庖人固劝之，某乃微啜其汤，啜之而甘，遂更尝其肉。食竟，于是拍案而起曰：“吾于是知物之不可徒以其形近恶丑而绝之也。”

张先生曰：“引此一事：可以论于智多星吴用矣。”吴虽为盗，实具过人之才。吾人试读《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以至碣村大战何观察一役，始终不过运用七八人以至数十人，而恍若有千军万马，奔腾纸上也者。是其敏可及也，其神不可及也。其神可及也；其定不可及也。使勿为盗而为官，则视江左谢安，适觉其贪天之功耳。

更有进者，《水浒》之人才虽多，而亦至杂也。而吴之于用人也，将士则将士用之，莽夫则莽夫用之，鸡鸣狗盗，则鸡鸣狗盗用之。于是一寨之中，事无弃人，人无弃才。史所谓横掠十郡，官军莫敢樱其锋者，殆不能不以吴之力为多也。夫天下事，莫难于以少数人而大用之，又莫难于多数人而细用之。观于吴之置身水泊，则多少细大无往而不适宜，真聪明人也已。虽然，惟其仅为聪明人也，故晁盖也直，处之以直，宋江也诈，则处之以诈，其品遂终类于鳝，而不类于松鲈河鲤矣。（平）

林冲

天下有必立之功，无必报之仇，有必成之事，无必雪之耻。何者？以其在己则易，在人则难也。林冲为高氏父子所陷害，至家破人亡，身无长物，茫茫四海，无所投寄，其仇不为不深，其耻不为不大。而金圣叹所以予林冲者，谓其看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澈，而卒莫如高氏父子何，此可见报仇雪耻之非易言也。

虽然，林冲固未能看得到云云也。果能看得到云云，则当冲撞高衙内之后，即当携其爱妻，远觅栖身立命之地，以林之浑身武艺，立志坚忍，何往而不可托足。奈何日与虎狼为伍，而又攫其怒耶？同一八十万禁军教头，同一得罪高大尉，而王进之去也如彼，林冲之去也如此，此所以分龙蛇之别欤？吾因之而有感焉：古今之天下英雄豪杰之士，不患无用武之地，只患略有进展之阶，而又不忍弃之。无用武之地，则亦无有乎尔，既已略有之，不得不委屈以求伸，而其结果如何，未能言矣。若林冲者，其弊正在此也。世之超额事仇，认贼作父者，读林冲传，未知亦有所悟否也？（宁）

柴进

《水浒》之盗，其来也可别为四。原来为盗，如朱贵杜迁是也。处心积虑，思得为盗以谋出身，如宋江吴用是也。本可不为盗，随绿林入伙，如燕青宋清是也。势非得已，如俗所谓逼上梁山者，林冲杨志是也。若以论于柴进，则吾又茫然，而不能为之类别焉。谓其非原来为盗，则与江湖强盗，早通消息矣。谓其非有心为盗，则其结交亡命，固行同宋江矣。谓其非随绿入伙，则固曾藏梁山中人计赚朱全矣。谓其非被迫上山，则丹书铁券，曾不能救其自由矣。大抵柴之为人，并非势必为盗之辈。固一思宋朝天下夺之于彼柴门孤儿寡妇之手。自负身有本领，颇亦欲为汉家之刘秀。且宋纲不振，奸权当道，柴家禅让之功，久矣不为人所齿及，而尤增柴氏耻食宋粟之心。故柴虽不必有唐州坐并观天之一幕，亦迟早当坐梁山一把交倚也。

《水浒》一书。本在讥朝庭之失政，而柴进先朝世裔，宋氏予以优崇，亦尝载在典籍，告之万民。乃叔世凌夷，一知府之妻弟，竟得霸占柴家之产业。柴皇城夫人所谓金枝玉叶者，乃见欺于裙带小人，焉得而不令人愤恨耶？柴之为盗，固可恕矣。

惜哉！柴未尝读书，又未尝得二三友，医之于正也。不然，以其慷慨好义。胸怀洒落，安知不能为柴家争一口气乎？（宁）

鲁智深

和尚可喝酒乎？曰不可，然果不知酒之为恶物，而可以乱性，则尽量喝之可也。和尚可以吃狗肉乎？曰不可。果不觉狗被屠之惨，而食肉为过忍，则尽量吃之可也。和尚可拿刀动杖，动则与人讲打乎？曰不可。然果不知出家人有所谓戒律，不可犯了嗔念，则尽量拿之动之可也。总而言之，做和尚是要赤条条地，一尘不染。苟无伤于彼之赤条条地，则虽不免坠入尘纲，此特身外之垢，沾水即去，不足为进德修业之碍也。否则心地已不能光明，即遁迹深山，与木石居，与鹿游，终为矫揉造作之徒，作人且属虚伪，况学佛乎？鲁师兄者，喝酒吃狗肉且拿刀动杖者也，然彼只是要做便做，并不曾留一点渣滓。世之高僧。不喝酒，不吃狗肉，不拿刀动杖矣，问被心中果无一点渣滓乎？恐不能指天日以明之也。则吾毋宁舍高僧而取鲁师兄矣。

吾闻师祖有言曰：“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悟道之论也。敬为之与鲁师兄作，偈曰：“吃肉胸无碍，擎杯渴便消，倒头好一睡，脱得赤条条。”（平）

武松

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则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用之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

真能读武松传者，决不止惊其事，亦决不止惊其才，只觉是一片血诚，一片天真，一片大义。惟其如此，则不知人间有猛虎，不知人间有劲敌，不知人间有奸夫淫妇，不知人间有杀人无血之权势。义所当为，即赴场蹈火，有所不辞，义所不当为，虽珠光宝气，避之若浼。天下有此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嗟夫，奈之何，世不容此人，而驱得于水泊之盗也。故我之于武松，始则爱之，继则敬之，终则昂道问天，浩然长吧以异之。我非英雄，然异英雄谁不如我耶？

好客如柴进，无问然也，然犹不免暂屈之于廊下。只有宋江灯下看见这表人物，心下欢喜，只有宋江曰：“结识得这般兄弟，也不枉！”然则举世滔滔，又乌怪武二之终为盗于宋江之部下也。恨水掷笔枉然曰：“我欲哭矣！”（平）

杨志

吾闻之先辈，有老童生者，考至五十，而犹不能一衿。最末一次，宗师见而异之，当堂笑谑之曰：“鬃毛斑矣，犹来乎？”老童生曰：“名心未死，殊不甘屈伏耳。”宗师曰：“然则尔尚有不平，兹出一联，尔且对之。”遂曰：“左转为考，右转为老，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童生不待思索，应声而对曰：“一人为大，二人为天，天大人情，人情大似天。”言讫，向宗师一揖，宗师笑而点其首。于是童生乃于是年入学。嗟夫。吾闻是事，乃甚叹有本领人之无所不至，而求免于与草木同朽也。

若杨志者，将门三代之后，令公五世之孙，且复曾为殿前制使，愿守清白之躯，顾一朝失所凭藉，乃至打点一担金银，求出身于高俅之门。更又屈身为役于蔡京女婿之下，早晚殷勤，听候使唤，夫如是者何？非为怕埋没了本领，不能得一个封妻荫子耶？噫！制使误矣，古今天下，盗不限钻穴偷墙，打家劫舍之徒。有饮食而盗，有脂粉而盗，有衣冠而盗，等盗也。杨徒知顺水浒落草，玷污清白之躯，而不知在奸权之门，亦复玷污清白之躯。水浒强盗，搜括银钱于行旅，大名梁中书，则搜括银钱于百姓，何以异耶？于水浒则不愿一朝居，而梁中书十万金珠之赃物，则肝脑涂地，而为之护送于东京，冀达权相之门，乃祖令公在九泉有知，未必不引以为耻也。

李逵

《聊斋志异》，虽为妖怪之说，实亦寓言之书。得其道于字里行间曰狐曰鬼，何莫非人也。十年来未读此书，大都不甚了了，然于考城隍一则中之八字联，则吾犹忆之。其联曰：“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此真能铲除天地间虚伪，一针见血之言。诺以论于黑旋风李逵，则实公平正直，一字不可易者也。

李二哥一生，全是没分晓，亲之则下拜，恶之则动斧，有时偶学坏人，以使小刁滑，而愈学乃愈见其没分晓。此种人天地间不必多，有了而亦不可绝无。有此等人而后可以知恶人之所以恶，知伪人之所以伪，知好人之所以好，知善人之所以善，知信人之所以信，知直人之所以直。愿天下人尽是此等人，则诛之为杀不辜，劝之又教人为恶。窃以为水浒中有此人，只是要为宋江吴用辈作对照。如宋江打城池，必曰不伤百姓，李则只知使出强盗本性，乱砍乱杀。故李之恶，至于盗劫而止，宋则为盗之余，且欲收买人心。于是如何以论宋李人格之高下，盖显然可见焉。

俗好以天真烂漫四字许人，仔细思之，谈何容易？窃以为如李二哥者，庶几当之无愧。盖李不仅是一片天真，而其秉天真行事，实又赋性烂漫者也。（平）

石秀

朋友之妻犯淫，朋友看了不快，一怪也。看了不快，直告其夫，谓日后将中其奸计。岂天下淫妇，皆有杀夫之势乎？二怪也。其夫反谓告者有罪，告者止于证明而已。而代为杀奸夫，更且杀奸夫之党羽，此皆与朋友何事？三怪也。既杀人矣，既得表记矣，冤大白矣，为朋友谋，为自己谋，似已无可再进，而断断然必劝朋友之杀其妻，四怪也。夫杨雄自姓杨，石秀自姓石，潘巧云自姓潘，本已觉此三人，无一重公案构成之可能，若至于迎儿，则不过小儿女家听其主人之指使。苟有小惠，似不可为。而翠屏山上，石秀亦必欲杨雄杀之。嗟夫！何其忍也。

石秀自负是个顶天立地汉子，读书者或亦信之，然而至于人可上顶天，下立地，则天地之间，所谓人者，又当如何处之？吾于是观石秀，未见其有容人之量也，人而不能容也，而谓可以顶天立地，无此理也。无此理，而石秀居之不疑焉。吾未能信石秀是一汉子也。

然则为石秀者当何如？无礼之家，理应不入，入之而遇无礼。能代朋友消灭之为上，其次则洁身远去，乃必跳入是非之圈，更从中以明是非，此固下策也。虽然，为杨雄计，则与潘巧云绝，亦计之得耳。（宁）

燕青

百里奚在虞不能救虞之亡，在秦秦因之而霸，非百里智于秦，而味于虞，虞不能用其智也。燕青有过人之材，智足以辨奸料敌，勇足以冲锋陷阵，而卢俊义不能用，俳忧蓄之，童厮目之，而终以浮荡疑之焉。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已者死，青未免太不知所择所为矣。且当卢自梁山归家之日，青敝衣垂泣，迎于道左。其所得者非主人之怜与信，而乃靴底之一蹴，尤令人仇愤不平。而青始终安之，更能乞得一罐残羹，冷炙，以送主人之牢饭。何许子之不惮烦也？吾知之矣，青岂非以卢曾衣食之于贫贱，恩不忘报，而不忍视其入于好人之手乎？“疾风知劲草，板荡知诚臣，”吾又知松林一剪，燕之幸，而其心实未必欲如此也。

呜呼！才难，才而得用、能尽其长，尤难。良材屈于下驷，不逢伯乐，驱捶而终，古今岂浅鲜哉？吾于燕青，不颇感慨系之。（宁）

四、地煞篇

朱武朱贵萧让金大坚周通王英陶宗旺扈三娘时迁

朱武

七十二地煞之首，传曰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以史家定义言之，则亦予之之深矣。唯朱之韬略，除开卷第一回，向史进行苦肉计外，在梁山并无表白，读者往往疑之。似朱若空有其名者，不知此正朱之才智未可及处也。盖言其地位，排在次班交椅，言其职务，责在襄赞军机。若果越俎代谋，谋之如善也，必使吴用减色，非所以自处之道？谋之如不善也，则徒为兄弟所笑不自量力矣，况其才固实不啻吴用远甚乎？

京戏中角色，有所谓硬里子者，非戏学有数十年深邃功夫，不能充任。然其职务，则仅为名角配戏，登台奏技，平淡无疵，倒不得卖力要彩，免遮掩名角光辉。老听戏者，虽极为之苦闷，而彼等则安之若素。盖打破硬里子纪录，必欲得彩，则须一帆风顺，由此跻登名角之林。否则终身无名角与之配戏，将失却嘬饭地，京戏中固勿此戆人而作冒险之一试也。朱武实其徒焉。

昔战国策有云：“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后世英雄，奉为立身不易之则，自是有故。然鸡口岂得人人据之？故牛后中千古来不知埋没无数英才也。吾人甚勿轻视一切居地位之副者。（渝）

萧让金大坚

《水浒》诸雄，有秀才三人，吴用萧让金大坚是。古人亦有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吴萧金读书之余，乃一变而为打家劫舍，此可见朝政不纲，无人而不能为盗也，吴用怀才不遇，遂蓄异志，无论矣。萧能读文，金能刻石，一艺之长，足糊其口，奈之何而亦作贼，若曰为梁山人所劫持，不得不如此，则士重气节，宁不能一死了之？吴用曾引彼为好友，则物以类聚，想萧金素亦非安分之徒耳。

诗人亦有云：“负心多是读书人。”又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吾人纵不作苛论，觉秀才之辈，鲜非蝇营狗苟者流，或依傍权贵而忝为食客，或结朋党而滥竿士林，或作豪绅而横行乡里，但全性命无所不可。封建之世，本重士人，此辈即利用此士字以济其恶，萧金托迹于盗，固亦相处不远也。

宋江欺骗梁山诸盗，妄托天降石碣，书一百八人为星宿下凡，而自列为首，以示彼为领袖，属于天命，藉坚众心，天本无降石碣之理，此吴用计，萧让所书，金大坚所刻，其负梁山一百零四人，不下于宋吴也。此等书生，但知逢迎权豪，以图富贵，本不足与之言气节。然赵宋晚年，方讲理学，作《水浒》者，其有所讥也夫！（甯）

王英

昔老苏论《三国》，谓人主须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容人之量，而刘孙曹，皆不全有，遂终于无成。若以此论宋江，则几乎能兼之矣。试观《水浒》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齐，性情各异，而或重情义，宋即以情义动之，或爱礼貌，宋即亦礼貌加之，或贪嗜好，宋即以嗜好足之，于是指挥若定，——皆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是故王英好色能轻生死，宋即处心积虑，觅一扈三娘予之，未足怪也。不仅予之而已，且使扈拜宋太公为父，以增高其身分，俨然周公瑾所谓，“内托骨肉之亲，外结君臣之义焉。”宋之用人手腕，真无孔不入也哉！

谓梁山而下下等人物，则矮脚虎王英之流是已。以燕顺之杀却高知寨夫人，王竟不惜提刀与之伙并，重色如此，薄义如彼何足言也？而宋江究以彼是一个武夫，卒满足其欲望而别用之。以后下山细作，常常差遗此一长一矮之夫妇，深知之也，深用之也，亦深容之也。对一下下人物如王英者，犹不使有所失望，他可知矣。水浒何尝写王英，写宋江也。（渝）

扈三娘

《水浒》写妇人，恒少予以善意，然一目了然，初无掩饰。若深文周内，如写宋江以写之者，其惟一丈青扈三娘乎？

扈三娘扈太公之女，祝彪之未婚妻也。梁山众寇打祝家庄，祝扈李三家联盟拒敌，扈方以一丈青大名，挥刀跃马，驰骋战场，当其直扑宋江，生擒王英，何其勇也。及既被俘，一屈而为宋太公之女，再屈而为王英之妻，低首俯心，了无一语，判若两人矣。当是时，祝家庄踏为齑粉，祝彪死于板斧之下，扈夫家完矣。扈家庄被李逵杀个老少不留，扈成逃往延安，扈父又完矣。扈不念联盟之约，亦当念杀夫之仇，不念杀夫之仇，亦当念亡家之恨。奈之何赧颜事仇，认贼作父，毫无怨言哉？息夫人一弱女子也，惜花唯有泪，不共楚王言，后之人犹不免以艰难一死讥之。扈三娘有万夫之勇，而披坚执刃，随征四战，复仇脱险之机会甚多，乃观其屡次建功，绝无二意，作水浒者对之不作一语之贬，正极力贬之也。

或曰：“扈当死而不死，可去而不去，甘为盗妇，果何所取。”曰：“以理度之，其始必恋于梁山之一把交椅，其继则惑于宋江招安之言，而另图荣宠。”古不有杀妻求将者乎？则扈亦反其道行之而已。（平）

陶宗旺

《水浒》群酋，大半属于细民，而真正以农家子参与者，则止一陶宗旺。尝究其故，原因有三。中国农人，大都朴厚可欺。遇其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所谓太平何自也。如其不遇，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均得而奴役之，生平即未曾梦及反抗，故亦不能反抗，《水?

关于水浒传里108位好汉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刽子手的八字特点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