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算命三不看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义书大地之格局在风水中是什么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本文目录

如何理解“格局”？

所谓格，格物:是对认知范围之内事物的认知程度，局是认知范围内所做的事情以及事情的结果。不同的人对事物的认知范围不一样，格局也不一样!一般你的格局有多大，你的成就就有多高。

什么是格局？

眼界是你的恩维深度，胸怀是你处事态度。深远的眼界，你并成为大们眼中的大格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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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格局？

格局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认知的高度，格局大就是对事物的看法不局限于眼前，有能力、有眼光看得更远，对待新事物有包容的态度，不随波逐流，对待任何事物都能保持清醒的认识。

格局大的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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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是迷信吗？？

中国风水学

风水学，传统五术之一相术中的相地之术，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叫地相、中国古代称堪舆术，目的是用来选择宫殿、村落选址、墓地建设等方法及原则，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风水学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做堪舆。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因有风水著作《青囊经》、《青鸟经》影响广泛，故也有人称风水为“青囊”和“青鸟”。“风水”最早见于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是有关风水的最早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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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学是古代环境学

在古代又称为“堪舆学”。风水的历史相当久远，在古代，风水盛行于中华文化圈，是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许多与风水相关的文献被保留下来。由文献中可知，古代的风水多用作城镇及村落选址、还有宫殿建设，后来发展至寻找丧葬地形。

风水释义

风水学实际上就是地理学、地质学、星象学、气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种学科综合一体的一门自然科学。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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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学，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风水的历史相当久远，在古代，风水盛行于中华文化圈，它是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发展至寻找丧葬地形。中华建筑风水研究协会理事高煜翔主张辨证研究风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解释风水现象，它用于占卜其实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其存在一些道理，但是只可用于趋吉避凶，若没有实际行动一切都是枉然，不可痴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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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

通俗的讲，风水好的地方，居于此处，象征人事兴旺，盼望令后代富贵、显达。严格的讲，即是符合风水学中“富“和”贵”原则和标准（即所谓“好风水”）的地理位置或环境。

“风水”只是名称，而非风和水。风水又称堪舆，或称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地理、阴阳、山水之术。在中国古代的文义里，“堪”是天道、高处，“舆”是地道、低处。“堪舆”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之间的学问。它是以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为基础，把古代天文、气候、大地、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引进选择地址、步建环境的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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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认为世界是从无（未见气）到有（气之始）。气是本源（一），它分化出阴阳（两仪），又分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五行），这些物质的盛衰消长都有不可改变的规律（有度而不渝），并且有了祸福（吉凶悔吝），这些祸福都是可以预测的。

渊源流变

谈风水学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中国人对地理风水的意识产生很早：“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在那种危机四伏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先以树木为巢舍，后来在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首先对居住环境进行了改造。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村落——半坡村遗址，“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西安半坡遗址就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到了殷周时期，已有卜宅之文。如周朝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经·公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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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与先秦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司马迁《史记·樗里子传》载：战国秦惠王异母弟樗里子，生前自选地于渭南章台之东，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宫夹我墓。”至汉兴果然，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反映了当初活人的住宅和死人住宅的选择规律。秦代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成为风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汉代时，人们已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对宇宙总体框架认识的理论体系。这个框架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石，对风水的应用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使风水由以前人们只是用于卜宅、相宅的机械活动，升华到理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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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水理论已经逐渐完善，如托名郭璞的《葬书》一直被推崇为风水理论的“经典”。同时他还著了《葬书锦囊经》。当时的风水师也颇受推崇，如管辂以占筮、相术、相墓著称于世，据说他经过魏将毌丘俭的墓，曾“依树哀吟。”人问其故，曰：“树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失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唐宋时期，风水学普及最突出的表现是《葬书》的流行、罗盘的广泛使用。《青囊奥语》的诞生，使风水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流源。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科学的发展所决定的。隋末到唐时，李播、李淳风父子作《天文大象赋》、《大衍历》、李淳风负责编纂的《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等诸多的天文书籍，皆对天上各大星座作了详细的描述，使风水之学与天地相对应。在地理学上则兴起了对山川地形进行考察的热忱，从而促进了风水学理论应用于对山川地形的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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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清时代，风水发展到了极点，风水活动遍及民间及至皇室。明朝开元时的刘伯温就是一位风水大师，他对风水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后期蒋大鸿对地理风水在杨公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著《地理辩证》是以挨星为理气的主要内容，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

风水宝地标准

首先要有山脉从很远的地方蜿蜒而来，这就是风水中所谓的来龙，将至到头处再隆起山峰，峰前有案山，峰左伸出青龙山、右有白虎、中有明堂、水流曲折，以使坟穴藏风聚气而福荫后人；外洋宽阔能容万马，可致后代鹏程万里、福禄延绵。鲁班符咒记载：伏以，自然山水，镇宅地板，抵抗一切灾难，家宅吉祥如意，家庭兴旺发达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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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在中国有着古往今来的漫长历史，几乎每个人对风水一说都有不同的看法与见解，通常有很多人把风水和《看相算命》论为一体，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物，风水是一种人世间无形的科学，就像人的灵魂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依然存在，而看相、算命、卜卦、测字却是民间流传的一种道术。

所谓天有三宝日、月、辰;地有三宝风、水、火;人有三宝精、气、神。风和水合之为气，则脉气，归之为灵气，得之可行昌运也，失之停滞不前;青龙为水，水化为气，阳宅风水定数为龙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堂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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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宅风水定数为龙穴，上有仙气，下有兵马，前招阳，后至阴，四方猛兽来潮，堂中土壤有甜水，即是安息圣地。个人风水定数为天年，龙脉龙穴合一，即可增人体天年之气，德之涵养，福纳四海，寿与天齐，风水好必家安旺人丁第及状元，封侯拜相尽在气数之中!

阴阳之术

风水学《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壹体两面，彼此互藏，相感替换，不可执一而定象。二者虽无定象，随道而变，上皆可为道，下亦可为器。道用无穷，处处有之，因用而论。用即出，阴阳即定，二者虽定，亦随时而变迁。故曰：阴阳不二，以壹而待之。壹者太极是也，统领二物，相互作用，运化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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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水学，天文学、地理学和人体科学是中国风水学的三大科学支柱。天、地、人合一是中国风水学的最高原则。中国古代科学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经上下五千年的实践、研究、归纳和感悟，形成了著称于世的东方科学——中国风水学。如今，风水学已经上升到了准科学的地步，自王黛林以来，勘测风水已开始使用陀螺经纬仪、海拔测量仪、激光测距等工具。

风水准则

整体系统

风水学整体系统论，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它是在本世纪产生的；作为一种朴素的方法，中国的先哲很早就开始运用了。风水理论思想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环境中的每一个整体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风水学的功能就是要宏观地把握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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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

依山傍水是风水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山体是大地的骨架，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考古发现的原始部落几乎都在河边台地，这与当时的狩猎、捕捞、采摘果实相适应。

依山的形势有两类，一类是“土包屋”，即三面群山环绕，奥中有旷，南面敞开，房屋隐于万树丛中，湖南岳阳县渭洞乡张谷英村就处于这样的地形。五百里幕阜山余脉绵延至此，在东北西三方突起三座大峰，如三大花瓣拥成一朵莲花。明代宣德年间，张谷英来这里定居，五百年来发展六百多户，三千多人的赫赫大族，全村八百多间房子串通一气，男女老幼尊卑有序，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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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分析

怎样辨别水质呢？《管子地贞》认为：土质决定水质，从水的颜色判断水的质量，水白而甘，水黄而糗，水黑而苦。风水经典《博山篇》主张“寻龙认气，认气尝水。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其色白，其味清，其气温，主中贵，不足论。”《堪舆漫兴》论水之善恶云：“清涟甘美味非常，此谓嘉泉龙脉长。春不盈兮秋不涸，于此最好觅佳藏。”“浆之气味惟怕腥，有如热汤又沸腾，混浊赤红皆不吉。”

不同地域的水分中含有不同的微量元素及化合物质，有些可以致病，有些可以治病。浙江省泰顺承天象鼻山下有一眼山泉，泉水终年不断，热气腾腾，当地人生了病就到泉水中浸泡，比吃药还见效。后经检验发现泉水中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石脆山旁有灌水，“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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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县有一个“扯雀泉”，泉水清澈见底，可无生物，鸭子和飞禽一到泉边就会死掉。经科学家调查发现，泉水中含有大量的氰化酸、氯化氢，这是杀害生物的巨毒物质。《三国演义》中描写蜀国士兵深入荒蛮之地，误饮毒泉，伤亡惨重，可能与这种毒泉有关。在这样的水源附近，是不宜修建村庄的。

风水朝南

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风有阴风与阳风之别，清末何光廷在《地学指正》云：‘‘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则无妨。向西向北所受者凉风、寒风，谓之阴风，宜有近案遮拦，否则风吹骨寒。”这就是说要避免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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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郇日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风水学重视山形地势，龙脉的形与势有别，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是远景，形是近观。势是形之崇，形是势之积。有势然后有形，有形然后知势，势住于外，形住于内。势如城郭墙垣，形似楼台门第。势是起伏的群峰，形是单座的山头。认势惟准，观形则易。势为来龙，若马之驰，若水之波，欲其大而强，异而专，行而顺。形要厚实、积聚、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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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居中

风水学适中，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尽可能优化，接近至善至美。《管氏地理指蒙》论穴云：欲其高而不危，欲其低而不没，欲其显而不张扬暴露，欲其静而不幽囚哽噎，欲其奇而不怪，欲其巧而不劣。”

顺乘生气

风水理论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太极即气，一气积而生两仪，一生三而五行具，土得之于气，水得之于气，人得之于气，气感而应，万物莫不得于气。风水理论提倡在有生气的地方修建城镇房屋，这叫做顺乘生气。只有得到滚滚的生气，植物才会欣欣向荣，人类才会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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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房子格局的看看，这套房子格局和风水怎么样？

感谢邀请！风水包括宏观风水，微观风水及行为风水等，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你提供的只是一部分！况且风水的意义是为具体人服务的，没有提供具体的人，能谈何风水?房子就像一双名牌鞋子，适合你，不一定也适合别人，不是吗？风水组合不是通用的，更不是套公式！

仅供参考。

两种格局，从居住.风水.生活习惯上，哪种较为合适？

住房跟着须球而定，并不是追球高大，宽敞，豪华。风水而言：通风，透光性能要好。人少房宽大不聚财。人多房夹小，不协调。而且容易究分。也是家矛盾重重。总之人房合适协调，阴阳平等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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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到底是什么意思？

讲个故事：在2000年的时候，蔡崇信在美国年薪几百万，但是有一次，他听了马云的演讲，觉得马云特别厉害，然后他就在美国那边辞掉工作，跑到马云的身边，求着马云让他加入马云的团队，加入他的公司，蔡崇信的老婆，以为蔡崇信发神经病了，被骗入传销，所以蔡崇信带着他老婆约了马云在西湖一条小舟上，把事情讲清楚了，求着马云让他入职，马云说我开不了工资啊，你那几百万呢，蔡崇信说，一个月500块就行了。【这是格局】

再讲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后期，马云带着他电子商务的思想，到北京去找人合作，去找推广，结果没有人相信他，给他一句话，按照正规的程序，你这个要跟哪个部门先谈，然后再来我这个部门，总而言之就是推脱。【这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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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搞得马云在长安街上哽咽哭泣寂寞，那个时候的马云，瘦的皮包骨头，心里只剩下梦想，最后登上长城，整个团队的人抱头痛哭。马云说北京搞不定，我们回杭州，从头再来。【这是格局】

还有一个故事，三国时期有个富商叫糜竺，他见到刘备之后，发现这家伙大耳朵，双手直立的时候居然超过了膝盖，天庭饱满，一副未来皇帝相，立马把他自己的妹妹推荐给给刘备结婚。【这是格局】

格局就是你考虑的利益点在哪个地方？你能掌握的因素有多少？你能利用的信息量有多少个层次？你看的获得利益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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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格局。

有格局不一定能成功，因为有格局，没能力，照样失败。

最后一个故事，e租宝，忽悠大众的钱，来干一些养情人，个人消费的事情【这也是格局】

作者：张泽锋，资深企业财务管理顾问，财务管理的实战派专家，财务职业成长导师，2016年出版《坐上财务总监》，2015年出版《起底财务圈》【想提升财务和职场能力，晋升加薪有套路，请关注，发信息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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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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