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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1805—1875)丹麦作家。1805年4月2日生于丹麦菲英岛欧登塞的贫民区。父亲是个穷鞋匠，曾志愿服役，抗击拿破仑·波拿巴的侵略，退伍后于1816年病故。当洗衣工的母亲不久即改嫁。安徒生从小就为贫困所折磨，先后在几家店铺里做学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少年时代即对舞台发生兴趣，幻想当一名歌唱家、演员或剧作家。1819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当了一名小配角。后因嗓子失润被解雇。从此开始学习写作，但写的剧本完全不适宜于演出，没有为剧院所采用。1822年得到剧院导演约纳斯·科林的资助，就读于斯莱厄尔瑟的一所文法学校。这一年他写了《青年的尝试》一书，以威廉·克里斯蒂安·瓦尔特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包括了威廉·莎士比亚、安徒生自己和司各特的名字。1827年发表第一首诗《垂死的小孩》，1829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828和1829年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于1829年问世。这是一部富于幽默感的游记，颇有德国作家霍夫曼的文风。这部游记的出版使安徒生得到了社会的初步承认。此后他继续从事戏剧创作。1831年他去德国旅行，归途中写了旅游札记。1833年去意大利，创作了一部诗剧《埃格内特和美人鱼》和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小说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标志着作者开始享有国际声誉。

他的第一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包括《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达的花儿》，于1835年春出版。1837年，在这个集子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故事，编成童话集第1卷。第2卷于1842年完成，1847年又写了一部《没有画的画册》。

1840至1857年，安徒生访问了挪威、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小亚细亚和非洲，在旅途中写了不少游记，如：《一个诗人的市场》(1842)、《瑞典风光》(1851)、《西班牙纪行》(1863)、《访问葡萄牙》(1866)等。他在德、法等国会见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1847年在英国结识了狄更斯。

安徒生写过三部自传：1832年写的《小传》(1926)、1847年在德国出版的《正传》和后来写的一部《传记》(1855)，他的小说和童话故事也大多带有自传的性质，如《即兴诗人》、《奥·特》(1836)、《不过是个提琴手》(1837)、《两位男爵夫人》(1848)、《活还是不活》(1857)、《幸运的贝儿》(1870)等。他在《柳树下的梦》(1853)、《依卜和小克丽斯玎》(1855)、《她是一个废物》(1853)等作品中，还写了鞋匠、洗衣妇等劳动者的生活，反映了他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遭遇，同时也表现了丹麦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1843年，安徒生认识了瑞典女歌唱家燕妮·林德。真挚的情谊成了他创作中的鼓舞力量。但他在个人生活上不是称心如意的。他没有结过婚。他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是亨里克和梅尔彻。1875年8月4日，安徒生在哥本哈根梅尔彻的宅邸去世。这位童话大师一生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把他的天才和生命献给“未来的一代”，直到去世前三年，共写了168篇童话和故事。他的作品被译成80多种语言。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体现了丹麦文学中的民主传统和现实主义倾向。他的最好的童话脍炙人口，到今天还为世界上众多的成年人和儿童所传诵。有些童话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看门人的儿子》等，既真实地描绘了穷苦人的悲惨生活，又渗透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和幻想。由于作者出身贫寒，对于社会上贫富不均、弱肉强食的现象感受极深，因此他一方面以真挚的笔触热烈歌颂劳动人民，同情不幸的穷人，赞美他们的善良、纯洁等高尚品质；另一方面又愤怒地鞭挞了残暴、贪婪、虚弱、愚蠢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者，揭露了教会僧侣的丑行和人们的种种陋习，不遗余力地批判了社会罪恶。《皇帝的新装》辛辣地讽刺了皇帝的昏庸无能和朝臣们阿谀逢迎的丑态；《夜莺》和《豌豆上的公主》嘲笑了贵族的无知和脆弱。有些故事如《白雪公主》则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的看法，即坚信“真善美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他在最后一部作品《园丁和主人》中，还着力塑造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本人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

安徒生的一些童话故事，特别是晚期的某些作品，也显示出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他虽然把满腔同情倾注在穷苦人身上，但因找不到摆脱不幸的道路，又以伤感的眼光看待世界，流露出消极情绪。他认为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幸福”。他在作品中有时也进行道德说教，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提倡容忍与和解的精神。

安徒生的童话同民间文学有着血缘关系，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文学的朴素清新的格调。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数取材于民间故事，后期创作中也引用了很多民间歌谣和传说。

在体裁和写作手法上，安徒生的作品是多样化的，有童话故事，也有短篇小说；有寓言，也有诗歌；既适合于儿童阅读，也适合于成年人鉴赏。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如：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坚定的锡兵、拇指姑娘、丑小鸭、红鞋等，已成为欧洲语言中的典故。

在语言风格上，安徒生是一个有高度创造性的作家，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丹麦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和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语言生动、自然、流畅、优美、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安徒生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新青年》1919年1月号就刊载过周作人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译文。1942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林兰、张近芬合译的《旅伴》。此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安徒生传及其作品的评论。译者有郑振铎、茅盾、赵景深、顾均正等。不过解放前的译本都是从英语、日语或其他国家文字转译过来的。解放后，叶君健对安徒生原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直接从丹麦文把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全部译成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5、1958、1978年多次出版了叶君健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 1805年4月，一个婴儿出生在一张由棺材板拼成的床上。他大声啼哭着，仿佛抗议上帝将天使贬谪到人间。教士安慰惶恐的母亲说：“小时候哭声越大，长大后歌声就越优美。”果然许多年后，这个天使用夜莺般的歌喉向全世界唱起歌儿了，即使是圣诞老人，也并不会比他更有名气。他的名字，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安徒生父亲是丹麦欧登赛城的一个贫苦鞋匠，他读过不少书，想家力丰富并有点浪漫气质，不过这些在他来说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他的妻子是一个质朴的女人——并不美，但很耐劳，很容易相信一切，包括上帝。

这个春天，鹳鸟再次飞来，庭院里的醋栗树重新皱起细小的新叶，小小的安徒生知道自己已经6岁了。他故作正经地走在父亲身边，指点着收拾旧巢的鹳乌。当听说夏天以后，体弱的小鹳鸟因为无力飞到埃及过冬，会被啄死的时候，他忧愁起来：“让它们到咱们的顶楼上来吧，冬天里我一定会分点东西给它们吃的。”

欧登塞是个封闭的小镇，人们坚信上帝和女巫，。许多神秘的传说在空气中荡漾不绝。纺纱室的阿婆们有时会把《一千零一夜》中的离奇故事讲给来玩耍的小安徒生听，使这个原本喜欢空想的脑子更加丰富了。小家伙多么奇怪啊：许多人听着这些可怕的故事都无限叹息，担惊受怕，可是过后却好像没事儿似的。在他来说，他所听到的一切都带着鲜明的神奇色彩，仿佛真的一样重现在眼前。有时他会被树林中自己想象出来的精灵吓得飞奔回家，魂不附体。多年以后，这些古老的传说和童年的幻想，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母亲对柔弱的独生儿子充满怜爱，为了让他逃过学校坏脾气老姑婆的肉体虐待，6岁的安徒生被送到年轻的卡尔斯倩斯那里读书，成为年纪最小的学生。这位以公平温厚而备受尊敬的教师很喜欢女孩般文静的新学生，课间时常牵着他的手在校园里散步，并不时对嬉闹的学生们喊一句；“安静点，淘气鬼们，别把这孩子推倒了。”

安徒生经常偷看学校里唯一的女孩子萨拉，他把她想象成童话中的公主，渴望接近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有一次，他们一起回家，其实他的家早就走过了，可是他一声不吭。同样贫苦出身的萨拉发誓自己将来会成为某农场的女管事。安徒生睁大双眼：“那多乏味！”公主怎么能当管事呢？“我长大以后，要把你接到我的城堡里。”他告诉女孩子他的家原是贵族的分支，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总有一天……萨拉笑起来，这小家伙一定是疯了。第二天，一个磨坊主的儿子奥来揪着安徒生的头发嚷道：“日安，公爵大人！你漂亮的城堡在哪儿呢？”周围的人捧腹大笑。

安徒生的爱情黯然退却。但在幻想中，他让自己在大火中救下萨拉，并接受了她的道歉。他甚至原谅了欺侮嘲笑他的奥来，当这个顽童被罚站在桌子上时，小安徒生设身处地地想象奥来羞辱的处境，以至于被罚者还没有哭，他就哭出声来，并苦苦哀求老师原谅他的“敌对行动人”。这件事后，作坊主的儿子就成了小个子安徒生的保护人了。

时光过得飞快，在学校里安徒生十分快乐，然而时世的艰难使学校关闭了，他只好回到家里。父亲为他做的几只木偶给儿子带来极大的满足，他给小人们缝制了漂亮的衣裳，让木偶们在“舞台”上尽情发挥他的幻想。

不久，一种更美好的东西闯入他的生活——他读到了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那神奇瑰丽的情节深深使他迷醉。很快，他就能整段背诵《李尔王》；他那些木偶，也都沉浸在威廉·莎士比亚激情的海洋中了。

他开始想编自己的戏——他把父亲教给他的几句德语词汇讲给木偶。你听，“Besen！”这个词多么响亮，可是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木偶最爱说的字眼，其实就是“扫帚”的意思。

1813年，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战争，困窘的家境和冒险的渴望促使鞋匠走上了战场。两年以后他回到家中，从此一病不起。当雪花飘起的时候，出现在小安徒生幻想中的冰姑娘带走了父亲，留下无助的妻儿和彻骨的寒冷。

父亲死后，生计日下，母亲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每天给别人洗衣服。在寒冷的冬天里河水的温度无法想象，她只好喝几口酒来驱寒。这在体面人看来，是多么粗鄙的行为！刻薄的流言不胜而走，城里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鞋匠的老婆玛利亚是个嗜酒如命的女人！”安徒生为母亲感到无限屈辱。多年以后，在童话《她是一个废物》中，他表达出深深的愤慨。

玛利亚本是想拼死独立支撑一家的，可镇里的长舌妇们嘲笑她的儿子游手好闲，母亲只好忍痛把瘦小羞怯的儿子送到工厂里做童工。11岁的安徒生被沉重的活计搞得头晕眼花，然而他的歌声救了他。当一次间歇时他唱起来。工人们从此不再让他干活，只要他那清脆、响亮的歌声能打破工地的沉闷，还要求这个小家伙做什么呢？小安徒生心满意足，因为他向来就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表演，他甚至独个演起了威廉·莎士比亚的《麦克白》。

一个工人对他说：“干嘛你不去当演员？”

是的，那对他再适合不过了，如果不能导演命运的话，那么在舞台上演出命运不是也很好吗？这是多么奇妙的设想！于是，当安徒生14岁受过坚信礼以后，他对母亲安排他做裁缝学徒的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执拗——“不，妈妈，我要当演员。”

尽管安徒生向妈妈保证一定会成名，又是哀求又是哭泣，母亲毫不让步。然而算命的女巫帮助了他；“孩子的幸福之花不在这里开放，得离开此地到远方去寻找！”

携带着30个银毫子和心爱的木偶，年轻的安徒生在马车上回首故乡。他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当我变得伟大的时候，我一定要歌诵欧登塞。谁知道，我不会成为这个高贵城市的一件奇物？那时候，在一些地理书中，在欧登塞的名字下，将会出现这样一行字：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

这是一个准确的预言。然而此时，1819年9月6日当那个14岁的瘦高个儿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包袱，眺望着已展现在他面前的哥本哈根时，故乡却仿佛已遥不可及，这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使他感到渺小而孤独。但他立刻擦去眼泪，告诉自己，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要行动，信心百倍地行动。这个来自小镇的男孩子，像《天方夜谭》中的贫苦少年阿拉丁一般，开始为自己的神灯而奋斗了。

他苦心求人写给著名芭蕾舞演员沙尔夫人的介绍信并未达到拜师的效果，便又去求见皇家剧院的经理霍尔斯坦请求做一名演员。经理打量了一下这个鹳鸟一般细高的孩子以后说道：你长得太瘦了，演起戏是会被观众嘘下台来的。”少年仍未失望，主动建议道：“这个好办，只要您给我100块钱一个月的薪水，我很快就会长胖的。”经理恼怒了——这个穷小子若不是白痴，就是来寻开心的，立时便发出逐客令，沮丧的安徒生只好离开。

舞蹈学校五月才招生，而安徒生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经一位熟人介绍，他做了几天小工，又因为满口乡土口音而被人当作笑料，只好气愤地离开作坊。他流浪街头，茫然无措，突然想起在报上看到过意大利歌唱家西博尼教授在哥本哈根演出和开办歌唱学校的消息，于是便不顾一切地闯进了教授正高朋满座的家。好奇的宾客们被这个在哥本哈根孤身奋斗的少年吸引，何况，他的歌声的确展示着一颗热爱缪斯的心。大家纷纷解囊，安徒生终于如愿以偿，进入西博尼的歌唱学校。

然而幸运不会总跟着一个人，虽然安徒生勤奋超人，但一场大病损害了他的声音，学声乐已毫无希望。接下来的挫折使他发现，自己也缺少舞蹈和演戏的天份。他终于明白，自己不属于舞台。

4年离乡奋斗使安徒生深刻感受了这个更为广阔、充满悲欢离合的社会。在学校里，他阅读了莎翁、歌德等人的名著以及丹麦的古典作品，深深体验到写作的魅力。他突然清楚地知道他所要追求的“神灯”是什么了——那就是“文学”。只要有百折不回的勇气和一颗真诚易感的心灵，就一定能够攀上文学的顶峰。

1822年，几位评论家读到了一个叫《阿芙索尔》的剧本，这是一个冒失的年轻人送来的。剧本韵律不齐，有许多语法错误——当然，作者毫无修养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且慢，这其中有许多火花真实地、生动地闪烁着，也许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家伙可以给戏剧界带来点清澈的东西。于是剧本的作者，汉斯·安徒生被送进拉丁文学校深造，国家顾问古林先生为他申请了一笔皇家公费以支付用度。

17岁的安徒生高高瘦瘦，坐在低年级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上课对他来说可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孩子们嘲笑他是乡下笨汉，因为他丝毫不懂上流社会的礼节，在他们眼里，他就是那只不受欢迎的“丑小鸭”；同时，那些繁复的拉丁文修饰语多么无聊：空洞的语言即使矫柔造作地装饰起来，也没有灵魂，而他必须背诵它们！

不过，经过考验和磨难，他总算在1828年通过了毕业考试。而且这几年中，他阅读了不少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拜伦、海涅、司各特，他们才是真正的瑰宝啊！

在学校里，安徒生没有忘记他的创作，他的诗作《傍晚》和《垂死的孩子》发表在作家海登堡的刊物上，大受好评。1829年，安徒生的喜剧《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公演，听着观众的喝彩，年轻的剧作家滚滚泪下——十几年前，正是在同一家戏院中，他曾受到尖刻的鄙薄和否定，而今天，他终于成功了，得到了公众的承认和欢呼。此后他继续从事戏剧创作。经过8年奋斗，终于在诗剧《阿尔芙索尔》的剧作中崭露才华。因此，被皇家艺术剧院送进斯拉格尔塞文法学校和赫尔辛欧学校免费就读，历时5年。1831年他去德国旅行,归途中写了旅游札记。1833年去意大利,创作了一部诗剧《埃格内特和美人鱼》和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小说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是他成人文学的代表作。1838年获得作家奖金国家每年拨给他200元非公职津贴。“为了争取未来的一代”，安徒生决定给孩子写童话，出版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此后数年，每年圣诞节都出版一本这样的童话集。其后又不断发表新作，直到1872年因患癌症才逐渐搁笔。近40年间，共计写了童话168篇。安徒生创作的童话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童话多充满绮丽的幻想、乐观的精神，体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作有《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等。中期童话，幻想成分减弱，现实成分相对增强，在鞭挞丑恶、歌颂善良中，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也流露了缺乏信心的忧郁情绪。代表作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影子》、《一滴水》、《母亲的故事》、《演木偶戏的人》等。晚期童话比中期更加面对现实，着力描写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揭露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作品基调低沉。代表作有《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等。1843年,安徒生认识了瑞典女歌唱家燕妮.林德，真挚的情谊成了他创作中的鼓舞力量。但他在个人生活上不是称心如意的。他终生没有结过婚。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是亨里克和梅尔彻。1875年8月4日,安徒生在哥本哈根梅尔彻的宅邸去世。“旅行就是生活”，安徒生这样说过。从1831年，安徒生开始了他第一次国外漫游，终其一生，他携着一把雨伞，一根手杖和简单的行囊访问了欧洲的所有国家，先后完成了《阿马格岛漫游记》、《幻想速写》、《旅行剪影》等作品，1835年，他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出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安徒生是诗人、剧作家、游记作者，他多才多艺，还剪得一手好剪纸。在纪念他的博物馆中，展出了他剪的各种图案，有挂在圣诞树上的舞蹈者，有各种花卉和动物，甚至大门上的门徽，也是他的人头剪纸。

但童话是安徒生一切创作中的皇冠。1835年，安徒生写信给女友说：“我要为下一代创作了。”从自己的童年体验中，安徒生深深理解穷苦孩子生活的寂寞和痛苦。他认为，在诗歌的领域中，没有哪一样能像童话那样无限包容。童话，会给孩子们一点快乐、希望和教益吧？他开始用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创作。

1835年，安徒生的第一本童话集问世，其中收入《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婉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四篇童话。这些童话来自安徒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它们像‘种子’一样藏在我的思想中，一股涓涓细流、一束阳光，或一滴苦酒，就能使它们破土而出。”

从这一年起，每一个圣诞节都有一本新童话来到孩子们身边。他整整写了43年，直到生命结束共创作了168篇作品，那诗一般的语言、宛转曲折的情节，使他的童话在他生前就已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读物。“丑小鸭”、“坚定的锡兵”、“野天鹅”、“夜莺”……他赋与一切事物鲜活的灵魂，让它们歌唱。他把它们献给一切人——孩子们为那奇异动人的故事而神迷；成人则徘徊在他深深的人生哲思之间，流连不去。

安徒生的童话中不仅充满了奇异的梦幻般的火花，而且这位从苦难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对劳动人民和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孩子也寄予深切的同情。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整天没有卖掉一根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墙角划燃一根根火柴，在微光中，她幻想着圣诞夜的欢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身上插着刀叉的烤鹅冒着热气蹒跚走来……可幻景一闪即逝，元旦的清晨，人们发现她已冻死街头。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同样的孩子赤足冬夜，安徒生没有办法解决这深刻的社会问题，只好带着深深的悲哀寄希望于天国。

安徒生晚年有一篇最长的童话《幸运的贝儿》颇具自传色彩。童话的主人公贝儿一生追求至美，追求充满美的艺术境界，当他成功的时刻，当观众们向他欢呼的时刻，当他心爱的女孩将花束向他抛来的时刻，“像索福克里斯在奥林匹亚竞技的时候一样，像多瓦先生在剧院里听到交响乐的时候一样……他心里的一根动脉管爆裂了。像闪电一般，他在这里的日子结束了——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以后，没有丝毫痛苦地结束了。他比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幸运！”这正是安徒生自己一生的追求。

安徒生并不漂亮，而且并非出身名门，在女性面前，他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求学时，他生活在古林家人之间，古林先生的女儿，温柔美丽而又具有很深文学修养的露易莎·古林深入了年轻人的心头，他爱恋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鉴于以往与女性交往的几次失败，安徒生不再希望人们知道蕴于他心中的爱情，哪怕是一点痕迹。但炽烈真诚的感情是密封不住的，它在童话湿润的氛围中绽开，凝成了凄凉美丽的《海的女儿》。

在童话中，那位优美、高贵、智慧的王子就是露易莎的化身；而安徒生自己，则是远远望着他的海的女儿。美丽的小人鱼天真、善良、无私，她浓郁的爱情如此坚韧而纯净。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追求生命中那件最宝贵的东西——灵魂。这也正是安徒生艺术上的追求——永恒的、真挚的、人的灵魂。

我也是89年的~作为一个同龄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烦恼。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乱乱脑》，是关于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总是乱乱的、健忘、分心、效率很低等等....里面有一段是讲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所有的坏事情都发生在了我们身上，其实主要原因是跟我们自己关注了什么事情有关，人们愿意接受心理已经认定的东西，心里觉得要发生好事情，就会格外关注到发生的好事情，相反觉得要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糟糕的事情就会被放大。

所以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积极生活每一天，好运自然会找上们来~

以下是《乱乱脑》中的第三章--信念或许对你有用~

信念信念（1）

如果我说那正是对你的描述，你相信吗？实际上这是一个名叫巴南·弗洛（BertramForer）的心理学家对星座运势的模仿之作。弗洛的观点是：我们往往过于牵强地解读笼统的、普遍性的描述，以为说的就是（独特的）自己——即使并非如此。更糟糕的是，如果这样平平无奇的模糊描述中包含了少许正面的个性特点，我们就更易于成为此类陷阱的牺牲品。电视布道者和深夜资讯广告就是如此这般擒获我们的——尽力给人以只针对单独一个听众而不是一整个群体的感觉，我们完全是心甘情愿被愚弄的物种啊。本章就将从本质上究其原因。

抱持清楚的信念并且能够对其进行谈论、评价和思考的能力，比如语言，是进化发展的近来产物。它普遍存在于人类中，但在绝大多数的其他物种中却极为罕见，或许根本就缺失了呢。然而这种新近出现的产物却难以完全排除缺陷。我们接受信念的能力并不是客观的机器，对事实真相加以认识并以一个“真”字来为其真实性编码。信念的能量，乃是充满了偶然，镌刻着进化的划痕，杂糅进情感、情绪、欲望、目标和简单的自我利益，并且基于记忆的特性，不可思议地脆弱。而且，进化似乎是走了捷径而不曾好好设计一样，任凭我们去随意轻信。归结来说，虽然能使我们产生信念的是，具有强大能量的系统，但这些信念仍可能被操纵，并饱受迷信和错误推论的影响。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信念以及我们通过神经中枢对其进行评估的方法会导致家庭冲突、宗教纷争甚至战争。

基本上，凭借信念从事过交易的人理当会牢牢把握住其信念的来源并有非常强烈的证据来支持其信念。我对于“高露洁”是一个好的牙膏品牌的信念，是否源于：（1）我根据《消费者报告》（ConsumerReports）开展并公布的“背对背”测试结果所做的分析；（2）我对高露洁广告的喜爱；（3）我对高露洁和其他名牌的对比结果？我应该可以告诉你的呀，但却不能。

由于信念主要是由进化为了其他目的而演变出来的、现成的“组件”构成，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的信念源自何处——如果我们曾经知道的话。更糟的是，我们通常对于自己受不相干的信息影响到何等地步竟然全无察觉。

比方说，学生就认为形象更好的教授教学水平更高。如果对特定某人的某一方面持肯定的看法，我们往往自动地对他的其他个性特点做出正向的概括。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haloeffect）。反之亦然，观察到负面的特征，你就会认为一个人的所有性格特点都是消极的，类似“音叉效应”（pitchforkeffect）。又比如，下面这项研究确实令人悲哀。有两张孩子的照片，一张更吸引人，另一张则相反，给被试者看其中一张。随后，告知被试者，这个孩子，姑且叫他朱利安吧，刚刚用雪球儿裹了一块石头去砸其他孩子，再问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怎样看。那些看到惹人生厌的照片的人把朱利安描述成一个该送进教养院的恶棍；而那些看到漂亮照片的人所做的判断要温和得多，譬如认为朱利安仅仅只是“倒霉”罢了。多个研究表明，外表迷人的人在求职面试、升职、入学面试等情况下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每一例都成为了审美如何在信念产生的过程中制造干扰的实例。

同样，我们更可能投票给（外形上）比别人“看起来更称职”的候选人。广告商非常清楚，要是看到魅力人士喝某种品牌的啤酒，消费者往往就更愿意购买它；我们也想要一双像迈克尔·乔丹这样成功的运动员穿着的sneakers运动鞋。虽然成群的青少年为了“像乔丹一样”而扎堆去买某一品牌的sneakers运动鞋可能不理性，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耐克公司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以保证《迈克尔·乔丹之空中传奇》获得拥趸的行为却是全然合理的。

近期的一项研究尤其令人震惊，如果使用麦当劳的包装，3~5岁的小孩便对诸如胡萝卜、牛奶、苹果汁之类的食品给予更高的评价。人靠衣衫马靠鞍，胡萝卜靠聚苯乙烯来包装。我们生来就是易上当的傻瓜。

晕轮效应（及其完全的对立面）其实只是众多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几乎任何在我们心里浮起的念头，哪怕只是一两个零散的单词，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看法。比方说，如果请你记住下面这串单词：家具、自信的、角落、冒险性的、椅子、桌子、独立的、电视。（准备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打算试着记住它们，下面的内容将更有趣。）

现在，来看一段人物描述，关于一个叫唐纳德的男人：

唐纳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他喜欢称之为刺激的事。他爬过麦金利山（Mt.McKinley），乘皮划艇穿过科罗拉多河的急流，参加过终极破坏赛车比赛（DemolitionDerby），在对快艇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驾驶过它。他无数次面临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而现在，他又在寻求新的刺激。他想，或许他可以来点儿高空飞降，或者驾帆船横跨大西洋。

信念信念（2）

现在来考考你的理解力，请用一个词概括唐纳德。你脑袋里蹦出的词是……（参阅脚注）。如果你记的是略有不同的另一份单词清单：家具、自负的、角落、鲁莽的、椅子、桌子、冷淡的、电视，那么你最先想起来的单词很可能有所不同——不是“冒险性的”，而是“鲁莽的”。唐纳德倒完全可能既鲁莽又有冒险性，不过，每个单词的内涵大不相同，人们往往选择已经在心里记住的那个（在此例中，巧妙地插在单词记忆清单中）来描述。这就是说，你对唐纳德的印象受到了原本完全不相干的一丁点儿信息（记忆清单中的单词）的影响。

另一个被称为“对焦幻觉”（focusingillusion）的现象则展示了简单地将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一点信息或者其他信息上就能操纵人有多么容易。在一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试验中，要求大学生们回答两个问题：“大体上，你对生活感到有多幸福？”和“你上个月约会了几次？”一组学生听到了按照上面这个顺序而来的提问，而另一组则听到按相反顺序的提问，先问第二个问题。在先听到关于幸福的提问的那一组，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没什么关联；一些几乎没什么约会的人报告感到幸福，一些约会频频的人却感到忧伤，诸如此类。然而，调换问题的顺序，将人的注意力正好集中到罗曼史上，他们突然无法在其爱情生活之外独立地看待幸福了。约会不断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很少约会的人自觉忧伤。顺序很重要。当把约会放在首位（而不是幸福放在首位）的情况下，人们的判断非常牢固地和他们约会的次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不出乎你的意料，但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念确实具有这样的可塑性。甚至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内心的自我意识都可能被正当其时的关注点所影响呢。

根本原因要归咎于每一个信念都得经过不稳定的背景关联性记忆的过滤。要么，我们直接回想起早期形成的某一信念；要么，我们根据正好想得起来的记忆来掂量信念。

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信念受到变幻无常的记忆污染的程度。就以首先听到约会问题的学生为例。他们大概以为自己是在尽量客观地回答关于幸福的问题；只有异常自知的学生会意识到可能会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使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偏颇。这恰恰使心理污染非常隐蔽。我们的主观印象认为我们是客观的，而这几乎不符合客观现实。不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尽量做到客观，由于人的信念是由记忆形成的，所以信念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们难以察觉的种种琐碎细节影响。

以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进化过程中，在我们关联性驱动的记忆之上又补充了可以系统地对记忆目录进行搜索的功能，人类大概远比现在好得多。民意调查的数据若是截取于人口中的代表性部分将最为准确，如此，人若是根据各种证据的平衡集来形成的信念，也将最为可靠。可是，唉，进化从来就没有显露出要像统计员那样建立一个无偏颇的样本的打算。

相反，我们通常是把最近的记忆或者最容易想起的记忆看得比其他任何资料都重要。想起我最近的一次经历。我驾车穿过乡村，不知道何时能到达下一个汽车旅馆。交通顺畅时，我就想，“哇，我正以80英里的时速跨州穿行，一小时之内可以到那儿。”由于道路施工而使得交通放缓时，我又想，“哦，不，要花两小时才能到地方。”但滑稽的是，我竟不会取这两个数的平均值，我不会说，“交通时好时坏，综合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路上肯定需要一个半小时。”

一些世上最稀松平常的人际摩擦直接来自于同样类型的失败，这让我们不禁反省，自身体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现实。我们和配偶或者室友为了轮到谁来洗碗而争执时，很可能（不知不觉中）更多地想起以前我们自己洗碗的时候（和我们的配偶或室友洗碗的时候相比）。毕竟，我们的记忆主要是在我们自身的经历上形成的。我们很少对这种不平衡进行弥补，所以我们开始相信，总的说来，自己做的事更多，最后还气呼呼地认为自己无可指摘。研究表明，实际上任何合作计划，从照顾家庭到与同事合写学术论文，每个个体自我感觉的贡献总量超过了已完成工作的总量。我们不记得其他人做了什么，偏偏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这导致每个人（甚至包括那些偷懒开小差的人！）都觉得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认识到自己在信息采样方面的局限性，能使我们尽可能变得更加宽宏大量。

心理污染（mentalcontamination）威力强大，即使是完全不相关的信息也能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一个开创性的试验中，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克赫曼旋转一个幸运轮，轮上面标着数字1~100，然后问被试者与转轮数字结果毫无关系的问题：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大多数试验参与者都不知道确切答案，只能依靠估计——够公平吧。但他们估计的结果却明显地受到转轮上数字的影响。当转轮上是数字10，关于联合国问题的代表性答案是25%；而当转轮上数字变成65，代表性的问题答案是45%。

这种现在被称做“锚定与调整”（anchoringandadjustment）的现象再三发生。试试这个：在你手机号的最后三位数加上400。完成后回答下面的问题：欧洲在哪一年结束被匈奴蹂躏的历史？手机尾数加上400后结果小于600的人，猜测的平均数是公元629年，而手机尾数加上400后结果在1200~1399之间的人，所猜测的平均数是公元979年，比前者晚了350年。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电话号码或是一个幸运轮的旋转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历史或联合国成员国的信念？在锚定和调整的过程中，人们从某一随意的起点开始移动，直至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为止。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10，人们就开始问自己，也许是无意识的，“在联合国这个问题上，10，是否是个可能对的答案？”如果不是，他们就继续找，直到找到一个看来像是真的值（比如说，25）。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65，他们可能朝相反的方向想，“65这个答案可行吗？55呢？”麻烦的是，任意选择的起点能把我们引向勉强像是真的答案，低起点把人引到可能答案的最低值，高起点把人引到可能答案的最高值。哪一个策略都不会把人引向可能是最为合理的结果——介于最低和最高两个可能性答案的中间。如果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是25~45中间的某个数，为什么要说25或者45呢？也许猜35更好，但锚定的心理特点即意味着人们很少这样做。

信念信念（3）

锚定在心理学文献中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但次要的甚至不相关的信息会污染信念和判断，锚定绝不是唯一的例证。再看另一个例子，让人们用牙齿轻轻噙住一支钢笔，别让它碰到嘴唇。和被要求紧闭双唇噙住铅笔的人相比，前者更能从漫画中得到乐趣。为什么会这样？你自己照着镜子按下面的指示做做看：用牙齿噙住一支钢笔，“轻轻地，别让它碰到你的嘴唇”。现在，看看你嘴唇的形状。你会看到上扬的嘴角，正是微笑的样子。因此，通过依赖于关联背景的记忆的力量，上扬的嘴唇往往就会自动引发出快乐的想法。

类似的一连串试验要求人们用他们的非惯用手（对右撇子来说，就是左手）尽可能快地写下名人的名字并进行分类（喜欢的，不喜欢的，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在这么做的同时，（1）将惯用手手掌朝下按在桌面上，或者（2）将惯用手手掌朝上推桌子的底部。手掌朝上的人列出了更多为他们所肯定的人的名字；而手掌朝下的人列出的为他们所否定的人的名字则更多。为什么呢？手掌朝上的人处于一种积极“靠近”的姿态，而手掌朝下的人却处于“避开”的姿态。数据显示，这样细微的差异经常影响了我们的记忆，并最终影响了我们的信念。

另一种污染源乃是某种心理捷径。人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就是好的。例如，一个被称为“只不过是熟悉”效应的奇怪现象：如果你让人评价诸如中国书法之类的东西，相比较于此前未曾见过的，人们往往更偏爱曾经见过的。另一项研究以至少12门不同的语言推行，结果显示，人们对于能在自己名字中找到的字母有惊人的依恋，相比没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人们更偏爱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我的一个同事甚至有些愤慨地提出，人们之所以喜爱名画，与其说是因为画美，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画比较熟悉。

从我们祖先的角度来看，对熟悉事物的偏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曾曾曾曾曾祖母所熟悉的不会损害她，而她所不熟悉的却可能会害了她，两相比较，前者是一个更为安全的赌注。以通常的方式选择熟悉的事物，我们的祖先非常适应于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喜欢一般事物的生物比对新奇事物有极端偏好的生物拥有更多的后代。同样，我们在压力之下会增加对可口的食物的渴望，而这些食物多半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此外，也很容易设想出合适的解释。

在美学范畴内，偏爱自己已然熟悉的事物并无不妥——我是否喜欢这个中国汉字甚于另一个其实并没什么关系。同样，如果我对于20世纪70年代迪斯科音乐的喜爱仅仅出自于熟悉，而不是因为唐娜·桑玛精致的音乐技巧，诚然也是如此。

但我们对熟悉事物的依赖也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我们认识不到其对我们的理性决策所能造成的影响程度的时候。事实上，其后果会产生全球性的重大影响。比如，即使没有充分根据的资料来证明现行政策有用，人们也倾向于选择已有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还未推行的政策。人们常常运用简单的启发：“即已在位，必然有用，”而不是去分析代价和利益。

不久前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甚至在不知道正在实行什么政策的情况下也愿意这么做。以色列的一组研究人员决计利用多数人知之甚少的许多政策和地方性条例。事实上，被试者对这些政策和条例的了解少到试验者能轻易让他们相信试验者所说的一切。研究人员接着测试人们对被引导相信的“真相”的依赖程度。例如，要求被试者评价喂养流浪猫的政策可行还是不合法？试验者告诉一半的被试者，喂养流浪猫在当前是合法的，而告诉另一半被试者，喂养流浪猫不合法，随后问他们政策是否应当改变。多数人赞同现行政策，并生出更多的理由来支持现行政策而反对与其竞争的政策。研究人员发现，就捏造出的工艺教学规则的试验也是同样的结果。（学生们应该接受5个小时的指导还是7小时？现行的政策是X。）同一类“热衷于熟悉”的推理在此也适用，当然，在利害关系更大的真实世界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区牧师在选举中几乎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众所周知，即使是新近亡故的教区牧师都击败了他仍然在世的对手呢。

我们经受越多的恐吓，就越趋向于固守熟悉。试想想我们伸手抓向可口食物的癖好吧。其他事也一样，人在受到威胁时往往比平素更加重视自己的群体、目标和价值观。例如，实验室研究显示，如果让人们仔细考虑自己的死亡（“尽可能详细地记下假如你身体死亡之后将会发生的事……”），人们往往会对和自己同信仰或同种族的人比平常更为友善，但更加否定圈外人。对死亡的恐惧也常常使得人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两极分化：爱国的美国人在确知自己必死无疑之后（相比对照组里的爱国者）对用美国国旗作为骨灰筛感到更恐惧；被要求认真思考自己的死亡的虔诚基督教徒更加不能容忍别人用十字架代替榔头。（某慈善团体记录：想到死亡时，我们会更加慷慨解囊。）另一项研究表明，危机发生时，所有人都倾向于对少数族群持否定态度；稀奇的是，这不单适用于多数人群体中的成员，甚至自己就是少数人群体一员的人也这样想。

人们甚至会喜欢，或者至少是接受可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统治体系。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Jost）就指出，“在封建制度、十字军讨伐运动、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下生活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体制有缺点但在精神上是可立足的，（甚至有时）比其他可预想的选择更好。”总之，心理污染会成为非常严重的事情。

信念信念（4）

上述每一个涉及心理污染的例子——对焦幻觉、晕轮效应、锚定和调整以及熟悉效应（thefamiliarityeffect）——强调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粗略的指引，我们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支流，一条是快速的、自动自发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另一条则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判断力的。

前者，我把它归为祖传系统（ancestralsystem），或反射系统（reflexivesystem），它似乎能在我们无意识中就迅速而自动地工作。后者，因为它的深思熟虑、认真考量和对事实的反复分析并努力藉此进行推理（有时顺利，有时不顺）——我称之为慎思系统（deliberativesystem）。

反射系统显然更为古老，事实上，它几乎在每一种多细胞生物上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是由它引起的，比如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上下下行走时自动调节我们的步伐，迅速认出我们的老朋友等等。慎思系统的出现要晚得多，它考量我们对于目标和选择的逻辑性，仅有少数几个物种，也许只有人类具备它。

我们最多可以说，两个系统依靠完全不同的神经基质。部分反射系统有赖于古已进化的大脑系统，像小脑和基底神经节（与运动控制有关）和类扁桃体（与情感有关）。同时，慎思系统，似乎主要集中在前脑，在前额皮层；这部分虽然其他哺乳动物也有，但要小得多得多。

我把后面这个系统描述为“慎思的”，而不是“合理的”，因为没什么能保证慎思系统就能以确确实实合理的方式来进行仔细的考虑。虽然基本上这个系统颇为精巧，不过其推理能力仍不够理想。在这方面，可以把慎思系统看做是类似于最高法院：其决议也许并不总能切合实际，但至少力图做到判断准确。

相反，反射系统则不应该不合理；它无疑比慎思系统缺乏想象力，但如果它完全不合理，也就很可能不会存在了。多数时候，它处理自己能做好的工作，即使（几乎可以说）其判断结果并非仔细思考的产物。同样，我也要告诫诸位，不要把反射系统和情感等同起来，

尽管这样看来似乎很吸引人。虽然可以证明许多情感（例如，恐惧）是反射性的，但像幸灾乐祸，即将快乐建立在对手的痛苦之上这一类的情感却不是。此外，大量的反射系统与情感之间就算有，也没多大关系；在楼梯上绊倒时会本能地抓住栏杆，反射系统显然是为救我们而“现身”的——不过它这么做时完全有可能不带任何情感。反射系统（事实上是一整套系统）所做的就是基于经验（带有情感，或者不然）的基础进行瞬间的判断，而不是基于情感本身。

纵然慎思系统更加精密，算得上进化的最新技术，但由于其决策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通过不够客观的祖传系统加工形成的二手信息的基础上，慎思系统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恰当的支配。只要我们乐意，尽可以仔细推理，但是，用一句计算机行话来说，就是“垃圾进，垃圾出”。没法儿保证祖传系统传递的信息是公正无倚的。更糟糕的是，在我们感到压力重重、疲倦不堪或心烦意乱之时，慎思系统应该首要发挥作用，可它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弃我们于不顾，任由我们被低水平的反射系统摆布。

我们的祖传系统中，潜意识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当我们有意识要控制局面时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一项研究中让人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那些被（有意地）告知要压制住性别歧视思想（这些想法本身大概就是源自祖先遗传的反射系统的产物）的人，事实上却变得比对照组更具性别歧视思想。更恶劣的是，进化将推理能力放在关联性驱动的记忆层面之上，给我们留下客观的幻觉。进化为我们深思熟虑和推理提供了工具，却不能保证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不受干扰。感觉人的信念似乎是建立在了客观而坚实的事实上，但我们的祖传系统却经常以我们不曾察觉的微妙方式来塑造我们的信念。

生命的本能即潜能。人的潜能。

顾名思义，潜能就是潜在的能量，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转化和转移过程中，能的总量保持不变。

一般的说，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潜能的，有的话也是遗传遗留的、或者是胎教促成的。

潜能被世人传得非常悬乎，说小孩有非常大的潜能，其实不然，鹰飞成功学潜能新理解：

潜能即是以往遗留、沉淀、储备的能量。如，人一生下来就要学走路，并且每天都在走路，到了18岁，即他18岁那年的脚走路的潜能就是自他学走路以来所沉淀下来的能量，曾报道有人曾经在逃命时跨越4米宽的悬崖，所以在某个环境下，人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至于潜能开发（鹰飞成功学另解）

人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多数人恐怕自己也弄不清楚。

沙特阿拉伯塔伊夫城有一个25岁的漂亮姑娘，不知什么原因“哑”了20年，经多方医治毫无效果。有一天，媒人领进一个大她25岁的长得很丑的老头子来相亲，见面之后，姑娘的父亲私自做主，逼着姑娘嫁给他。姑娘急了，竟讲出20年来的第一句话：“我宁死也不嫁给他！”

这事奇怪吗？不奇怪，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事。据《医部全录》载，明朝年间，某地有一个姑娘得了一种怪病，打哈欠后两只胳膊怎么也放不下来了，多方求医无济于事。后来家人请了一位郎中来家诊治。这位郎中看后当着病人说，要想治好病就得用艾炙肚脐下的丹田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去解姑娘的裤带。这一下羞得姑娘无地自容，赶忙用手一护，想不到奇迹出现了，姑娘的两只胳膊竟于不知不觉中放了下来。

以上两个事例，似乎是偶然事件，但偶然中孕育着必然。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由于各种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人的大脑机能存在着一种抑制现象，使得人们长期难以察觉自己的能力。在意想不到的强刺激条件下，这种抑制被解除，蕴藏在人体内的潜能会突然爆发出来，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科学家指出，人的能力有90％以上处于休眠状态，没有开发出来。如果我们能多挖掘自己一些潜能，那将会创造一道亮丽的人生风景线。

俄国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一场话剧时，女主角因故不能参加演出，出于无奈，他只好让他的大姐担任这个角色；可他大姐从未演过主角，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排演时演得很糟，这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不满，他很生气地说：“这个戏是全戏的关键，如果女主角仍然演得这样差劲，整个戏就不能再往下排了！”这时全场寂然，屈辱的大姐久久没有说话，突然她抬起头来坚定地说：“排练！”一扫过去的自卑、差涩、拘谨，演得非常自信、真实。斯坦尼期拉夫斯基高兴地说：“从今天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大艺术家。”

美国的笛福森，45岁以前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银行小职员。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毫无创造才能的庸人，连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然而，在他45岁生日那天，他读报时受到报上登载故事的刺激，遂立下大志，决心成为大企业家，从此，他前后判若两人，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顽强毅力，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潜心研究企业管理，终于成为一个颇有名望的大企业家。

事情非常明显，如果不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发火使他大姐受到刺激，积聚在大姐身上的表演潜力便不可能迸发出来。同样，如果不是报上刊载的故事的刺激，笛福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在这里，刺激起了不寻常的作用。人们常常埋怨社会埋没人才，其实，由于缺乏信心和勇气、自卑、懒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自我埋没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如果我们能多给自己一点刺激，多一点信心、勇气、干劲，多一分胆略和毅力，就有可能使自己身上处于休眠状态的潜能发挥出来，创造出连自己也吃惊的成功来。

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须在树立自信，明确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心态，开发潜能，这一点也极为重要。

因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人具有巨大的潜能。若是一个人能够发挥一半的大脑功能，就可以轻易学会40种语言、背诵整本百科全书，拿12个博士学位……

著名的心理学家奥托指出，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只占他全部能力的4％。也就是说，人类还有96％的能力尚未发挥出来。

美国学者詹姆斯研究发现，普通人只开发他蕴藏能力的10％，与应当取得的成就相比较，我们不过是半醒着的。我们只利用了我们身心资源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世界赫赫有名的控制论奠基人之一N·维纳说，“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每个人即便他是做出了辉煌成就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以上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人具有很大的潜能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潜能可用冰山理论来形容。即海面上飘浮着一座冰山，阳光之下，其色皑皑，颇为壮观。其实真正壮观的景色不在海面之上，而在海面之下，与浮出水面上的那部分相比，沉浸在海面下的部分是它的五倍、十倍，甚至上百倍。

我们可以这样比喻，浮在海面以上的部分，是人的显在能力，即我们已经知道的能力；沉浸在海面以下的部分，是人的潜在能力。可见，人的潜在能力大大超过显在能力。

为什么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潜能的存在呢?为什么自己的潜能没有得到发挥呢?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进行潜能开发训练，使人的潜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并非人们不存在潜能。

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存在巨大的潜能，只要他的潜能得到发挥，就可干出一番事业。因为研究发现，那些被世人称为天才者，为人类做出突出贡献者，只不过是开发了他们的潜能而已。

例如，20世纪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在他死科学家对他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的大脑无论是体积、重量、构造或细胞组织，与同龄的其他人一样，没有区别。这说明，爱因斯坦事业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大脑与众不同，而是在于他开发了自己的潜能。

其实，人不仅具有巨大的心脑潜能，还有巨大的潜在体能。一个人能搬动一辆汽车，你相信么?但这确实是真的。在一家农场，有一辆轻型卡车，农夫的儿子，年仅14岁，对开车极感兴趣，有机会就到车上学一会，没过多久，他就初步掌握了驾车的技能。

有一天儿子将车开出了农场大院。突然间，农夫看到车子翻到水沟里去了，大为惊慌，急忙跑到出事地点。他看到沟里有水，而他儿子被压在车子下面，躺在那里，只有头的一部分露出水面。

这位农夫并不高大，也不是很强壮，但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水沟，双手伸到车下，把车子抬高，让另一位来援助的农工把儿子从车下救了出来。事后，农夫就觉得奇怪，怎么一个人就把汽车抬起来了呢?出于好奇，他就再试了一次，结果是根本就抬不动那辆车子。

此事说明，农夫在危机情况下，产生一种超常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

医务人员解释为，身体机能对紧急状况产生反应时，肾上腺就大量分泌出激素，传到整个身体，产生出额外的能量。大量肾上腺激素分泌的前提条件，是人的体内能够产生这种多腺体。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机都不能使其分泌出来。由此可见，人确实是存在极大的潜在体能。

另外，农夫在危急情况下产生一种超常的力量，并不仅是肉体反应，它还涉及到心智精神的力量。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压在车下时，他的心智反应是去救儿子，一心只想把压着儿子的卡车抬起来，正是这种力量，使他的潜能得到了发挥。

又如，一个孩子的母亲，能准确无误地接住从四楼阳台上掉下来的孩子。你相信吗，但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家照顾她两周岁多的儿子，孩子睡着后，母亲把儿子放在小床上，她趁儿子熟睡这段时间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

这位母亲买完莱走到居住的楼群时，由于惦记着儿子，她不由得朝自己居住的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不得了，发现四楼阳台上有个黑点在蠕动。糟了，我的儿子，她大叫一声，疯狂地往前跑，边跑边喊，“孩子不要往外爬!”但是孩子哪里听得懂呀，她看到妈妈朝她挥手，兴奋的乱蹬乱舞，拼命往外爬。

这时要跑到四楼阻止儿子，已经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