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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4，114-12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存在决定意识抑或物质决定意识——试论中国咨询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1前言

作者在1998年9月16日羊城晚报看到一篇报导，不禁感叹万千“心理咨询是世界是最不值钱的玩意，是个人、有把嘴就可以作心理咨询了。”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没有钥匙，怎解心锁

——心理咨询兴起，咨询培训随之红火

本报讯“来听心理课的，多数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帮别人解决问题。”日前在广州一个心理咨询培训班，负责人如是说。

9月13日，记者走访这个由某医学院举办的培训班，看到60岁的陈姨。她原是医务工作者。“我希望通过学习，为同龄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她说，周围不少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情绪低落。

薛小姐、马先生也是学员，他们想把心理咨询当饭碗。薛是山西人，高中毕业后在广州做模特，“我不可能一辈子吃青春饭，心理咨询是新兴行当，我想试试。”马先生在广州做了几年生意，最近准备回老家山东，“听说这里有个培训班，也来学一学，看回去能不能做这个。”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为其提供排解的心理咨询业，亦应运而生。时下一些工、青、妇等机构，企业、街道、声讯台等，都办了咨询热线。但广东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玲教授认为，从事心理咨询，既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要具备医学与社会心理学知识，不经过严格培训很难胜任。

刘小姐曾在某家政公司从事老人心理咨询，最近辞了职。她说做过几次后就感到自己缺乏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公司的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技巧，不太管用。听说这个班请来了知名的专家，想再学习，重操此业。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有大学、中学教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保险从业员。据说，首期培训计划招收400学员，很早就招满，至今仍有人来电报名。负责人梁经理介绍，半数以上的人是想通过系统学习，以后从事心理咨询业的。

据了解，目前广州一些医院、社会团体都开了心理咨询培训班。但有专家指出，心理咨询培训在国内尚无成功模式可循，师资缺乏，有待探索完善。

文/记者崔朝阳实习生李磊。

这个培训班的招生简章上写着培训五天，发证。

这种培训班在全国已经不少见。

心理咨询这个科学殿堂中的一员，已成了为了生计而走投无路者的“饭碗”。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谁只要高兴，就可以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似乎已堕落到和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一样了。

为什么神圣的科学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2中国的咨询心理学被错误定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生活不断提高，各种文化思潮交替出现，人们的心理急剧地变化，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相继都产生和出现了。因此咨询心理学在中国又被重新地挖掘出来。但是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进行心理咨询？谁来进行心理咨询？在中国心理学界似乎存在着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1982年，陈佩璋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开出第一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对象除精神病人外，开始涉及一些性心理障碍和其它心理障碍的患者，1983年，赵耕源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三院开设了第二个综合医院对外挂号的心理咨询门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用“解释性语言+抗精神病药物”的模式来概括。他们的工作受到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和家属的欢迎。

虽然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工作受到一些病人和家属的欢迎，但是并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在多次全国心理学年会上，这方面的论文都没能引起大会的重视。在1985年8月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医学界的代表同心理学界的代表产生了分歧。心理学界的代表认为：所谓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只不过是原有精神科的变种，并不具有心理治疗的本质与内涵，与西方的心理咨询模式不符，因此心理学界不应支持和参与这种活动。

但是，1985年11月起整个形式急转直下，原因是这一年在广东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医学心理学学术会议，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心天教授在会议报告中做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认为心理咨询应是心理研究和临床医学的结合，这是一条“创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的道路”。大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似乎同意是“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是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在这种学术气氛的影响下，全国的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新生事物”引起了卫生行政部门官员的重视。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付部长何界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综合医院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设立精神和心理咨询科，这是加强精神卫生和做好精神防治工作的必要措施”。他建议各省市在1987年内选1—2所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进行推广。

行政部门的指令下，医疗系统的心理咨询门诊纷纷开张。很多卫生部门领导把保持心理健康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对待。要保持心理健康，不但要进行心理卫生知识的广泛宣传，而且要有心理健康的指导部门，因而开始着手建立各级医院及卫生机构的心理咨询机构，例如上海1990年前后，由市卫生局规定区医院以上，都要设立心理咨询门诊，因此在短期之内数十个心理咨询部门都开设出来了，1992年上海审批建立新的心理咨询机构，并对已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及业务上的指导，使全市的心理咨询工作做到有计划，规范化，以保证咨询质量与效果。卫生部的卫生工作“八五规划”（草案）上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应设立精神服务或心理咨询部门。卫生部并且规定凡综合性大医院是否建立心理咨询门诊作为考核医院工作内容之一。特别在近年来医院评定等级中，凡三级甲等医院必须设立心理咨询门诊。

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医院都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特别是原来就有精神科的那些医院，这些医院都是星期一、三、五是精神科门诊，星期二、四、六是心理咨询或是倒过来，原班人马来回使用，所开药物没有分别。可以说，在中国，“心理咨询”机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开设在开药、打针、动手术的医院里。

这些医院里的“心理咨询”的工作模式可以这样来定义“语言安慰+抗精神病药物”，所持治疗原则是——不许你想！治疗措施是吃药、降低生理水平——让你无法想！

3“医学模式”的“咨询”误了大事

同西方的观点不同，在中国已形成的以综合医院为代表的心理咨询界，在确立心理咨询对象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理病的“病”同生理病的“病”是同一个概念，因而，心理咨询的对象是病人，而不是心理有障碍或是心理不健康的“人”。（作者在这里给人字标上引号，是为了区别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因为“来咨询者的87.5%-96.3%是有某种精神或躯体疾病的人”[1]所以“我国综合医院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不是正常人，而是有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他们来医院很少是为了解决日常的生活压力，解决应变能力或某些策略，而主要是看“病”，特别是心理现象躯体化产生的躯体症状”。[2]

在对治疗的目标上，中国的医院式的心理咨询同西方的观点也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耕源的观点：“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他避免或消除不利心身健康的心理社会因素，或认识这些心理社会因素在已产生疾病中的作用。因此能增强对心理刺激与冲突导致疾病的能力，保障心理（精神）健康，或减轻已发生疾病者的心理负担，树立起对疾病的治疗信心”。[3]持这种观点者将所有精神症状都看成是某一种生理疾病的延生物，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看成是加快治愈生理疾病的辅助手段。

有相应的理论观点就有相应的方法

目前，在我国医院中所开设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门诊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基本概括为“语言支持和解释+药物”的实际工作模式。整个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心理测验和传统精神科检验及一般医学检验。首诊一律使用有关的心理量表进行心理测试，各种量表中以MMPI、SQL-90等为主。

二。了解病史与作解释性的说明。要求以“和善与耐心”和病人交谈，了解病情，用心理学的观点对病史进行解释，并鼓励病人增强勇气，与医生合作，共同战胜疾病。

三。指导、忠告和开药。针对病情做出家居行为指导，以“不”、“不许不”或“必须……否则……”的形式对病人做出忠告。最后酌情开给某种传统精神科药物。

这种医学式的“心理咨询”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将意识降到了生物化的水平

生物学化的观点忽视了人的行为的质的差别，特别是人的阶级、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上的意识差别，完全抹杀了个体的个性倾向。

这种将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等同于“大脑决定论”思想倾向在我国“心理咨询界”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各类神经症都是大脑的生理结构与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人际关系焦虑、恐惧也必须靠吃阿米替林等药物来解决。[4]

“大脑决定论”是在于错误的理解了决定论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发生的决定论所说的决定都不是大脑的决定，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表现的分析过程也不是从大脑开始的，但庸俗的唯物机械论却将这种分析封闭在大脑中，用生理机能来解释人的外部行为和意识表现，他们认为脑是动力的机器，在它的内部结构上寻找意识发生和改变的原因，这样似乎因失恋而导致的悲伤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神经递质的不平衡引起的了，而因失恋愤怒而导致的自伤、他伤、自杀、他杀也可以理解为神经系统的冲动性紊乱。更有人在寻找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犯罪人格，如大量讨论性罪错、暴力攻击等犯罪人格的文章，认为犯人的皮电反应波动次数多、神经质性较正常人高、性生理早熟，暗示某一类人天生就是罪犯。有的研究结果居然认为（结论）少年犯的母亲的孕期时营养不良，围产期时的不利因素是少年犯罪的原因，“所以对少年犯的防治要从母孕期围产期开始”。并认为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一些研究一致。[5]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认为不应当从大脑的本身去寻找心理障碍的原因（只能从大脑本身去寻找生理原因），而应当从来自客观的关系系统及人与客观的关系系统中去寻找原因，因为脑的机能仅是这种（心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部分。

（2）混淆基本的科学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各有关杂志上都见有这样的文章，其观点是认为应该有、也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就是医学的心理咨询模式。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的群众的教育水平低，心理学知识更为贫乏”搞不清什么是“病”、什么是“心理问题”，所以在中国，心理问题说是“生理病”，[6][7][8]

必须采用医学的模式，用吃药或吃点药的方法来治疗，否则就无效，在中国搞纯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将上述的说法翻译成形式逻辑的语言，就成了“因为有人不知道A是A，所以A就是B”。我们同时认为，这样荒唐的逻辑错误决不能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医学模式”的理由。研究科学应当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个科学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某人的看法而改变，一个科学的学科更不会因为有人不知道或是有人不喜欢它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3）混淆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身心疾病”、“心身疾病”这两名词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是对于一般的当事人来说，这两个概念似乎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身心疾病”、“心身疾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领域，对它们的研究、处理应分别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身心疾病”是指由个体的肌体发生了生理机制的改变而引发了个体的心理、行为上的变化，例如：老年性痴呆、经期精神紧张等等。这些生理变化而导致的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当事人的社会认识无关，也与当事人对自身的认识无关，其心理、行为的变化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

“心身疾病”则当指另外一回事，其发“病”的过程正好与“身心疾病”的发病过程倒过来。“心身疾病”是由于当事人对于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的各类事件不能适应，或因外界所提供的刺激与已形成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而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发生了改变，导致心理状态不平衡，心理状态的不平衡最终又影响了身体的生理变化，出现了心身转换，例如，癔病，强迫行为等。

严格地区分这两类不同的疾病是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的，因为这两种疾病起源来看，完全是不同性质的疾病，对他们的治疗完全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都遵循各自的思想模式，或是医学模式，或是教育模式。医学模式的方法不可能对心身疾病有效。同样，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对身心疾病有效。

无可置疑，“身心疾病”和“心身疾病”都会表现出各种相关的精神症状，而且有的时候它们会很相似，但是仅此相似，就可以将他们混为一谈吗？天上下雨地上湿，地上湿就一定天上下雨吗？神经系统损伤或生理系统的病变无疑会引发精神状态的改变，但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一定意味着生理的病变吗？

4中国心理学界出让了阵地

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1993年第二期《心理学报》正式公布了“卫生系统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条例”。该条例要求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资格，主要有二个方面：1、大学心理学系或医学院校毕业或具有心理学或医学中级职称，并经省级以上心理学会或心理卫生协会认可举办的心理咨询专业培训者。2、应具备心理治疗、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人格心理学、会谈及心理诊断技术、心理测验等方面的知识，非医学专业者应补修有关医学知识（如：内科、儿科和神经科等方面）。[9]条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即学医者（或进修医学者）方有资格在卫生系统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对这个条例我们有这样的看法：

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的划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门科学学科的建立，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有在现阶段人们认识范围内所公认存在的客观对象；

二有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三有一套完整的描述性概念体系。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有了这三个条件，这门学科就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心理学与医学绝不是同一个学科，更加不会依附医学而生存。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不同的学科进行了分类，归为两大截然不同的学科，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心理学是心灵的学问，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医学是对生理的研究，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他们绝不可以同日而语。心理咨询所求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愉快，而医学追求的是生理机体的健康长寿，从研究对象上看，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稍具科学哲学知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之处，医学院可以培训心理咨询员，学过医学的人经过进修班的进修就可以做心理咨询，那么要心理学专业做什么？要那么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做什么？！？！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其自己的学科分支，而且各门学科自己的基础学科也不同，医学是这样，心理学也不例外，咨询心理学同样也不例外！不同的学科分别研究完全不同的客观领域，如医学研究的是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交叉在人体上，但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西方，一个人要取得临床心理开业的资格，从读心理学或哲学本科起，需经过约十年的专业训练。之所以需要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系统地研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知识，以一个心理学学士学位为例，要取得学位，必须修完约50门课！这些学科知识浩瀚，内容繁杂，不是一两本书可以涵盖的，也不是三两天可以讲得完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咨询工作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素质，这种专业的素质是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同医生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所形成的专业素质是一样的。其实，一个学医的人，要回答类似像“是我的脑袋，还是脑袋的我”，或是“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这样一个问题，到心理学系或是哲学系去进修它三五年，怕也未必能讲的清楚。“吃了三天素，就想当神仙”未免过于可笑。这在医学界行不通，同样在心理学界也行不通。

其次，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培训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心理学系是否可以培训外科手术师呢？一个心理学的学生是否经过十天八天的培训班的培训，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病、开药、动刀子做手术呢？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医生呢？就医学界本身来说，培训一事可否行得通？内科医生是否可以能过培训一下，就成了外科手术师呢？（那同理，医学界也不可以认为心理咨询师是可以通过短期可以上岗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不属于文章原有。）

我们认为“培训”不是一个专业教育的概念，而是一个完成专业学习的前提下，为提高本专业水平而继续受教育、继续学习的概念。如果传授知识涉及到新的专业领域，那么就应该是“学历”教育。如果一定要“培训”，就请像本科教育一样“培训”4年，再像研究生那样“培训”3年，……，就如同医学的学历一样！

请原谅我们说话刻薄，不这样就不能将问题揭开。我们的意思是：心理学并不比其它学科简单，做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也不会比当其它的专家容易。

这个条例实际上表达或是暗示了：心理咨询很简单，培训一下就行了。

正是由于混淆了基本的科学逻辑，才使到伪科学有了伪装登场的机会。

中国心理学界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今天看来，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1）个别心理学工作者轻视心理咨询的专业性，没有认真地钻研咨询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但却摆出了一付学过心理学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模样，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先知，滔滔不绝地向当事人说教，不知道咨询心理学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需要专门的知识、素养，而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同于政治教育或是知识求教。当事人抱着希望而来，负着失望而去，无形之中给人一个印象“心理学是空谈，靠说话哪里能治病。”或“你谈话能治病，那我谈话也可以治病。”

（2）心理学界本身对咨询心理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咨询心理学在心理学界本身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心理学界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所谓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对以心理测量、统计为主要方法论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相当重视，而对用其它研究方法的研究则较为忽视。咨询心理学界乎于哲学和个体心理实验之间，不可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试验，因此，咨询心理学在正统的心理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学界自己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就很难怪别人乘虚而入了。

（3）社会上某些人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得到心理服务的需要，大发其财，鱼目混珠。为了达到个人出名、发财的目的，不惜将水搅混，故意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同打针、吃药的医疗等同起来，故意将心理健康问题同生理疾病等同起来，甚至同医院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使其又开发了一个“创收”的领域。当然，在心理学界，想用咨询心理学大发其财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认为，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规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同样犯了上述错误！

5中国的咨询心理学必须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国内的学术气氛倾向于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定义为“医学模式”，而不是教育模式，部分学者骄傲地将这个医学模式的心理咨询称作“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认为这是我国的国情之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是一种发展和创新。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我们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属心理学工作者范围的心理咨询门诊，却大量地开到了综合医院和精神病院里去了。是否建有心理咨询门诊成了医疗单位上等级的一个考核指标。无论是什么人，读了一两本心理学的书，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做起心理咨询了，尽管他（她）原来是搞精神科的、内科的，妇科的，甚至是搞组织胚胎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作模特被人嫌老的、下岗的、做生意失败的、教书的、看病开药的、推销保险的都来做心理咨询了。

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他的资格认定也随便，取得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资格比考个摩托车驾驶证还容易，得个驾驶证还要十天半月，而得到心理咨询资格的培训不会超过一周。

目前还有一种学术倾向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希望通过用物质输入的方法来改变人的意识水平和意识倾向，甚至改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吃了某些药物可以使人更聪明、更能明白事理开始（例如巨人脑黄金的宣传、各种聪明水的宣传），发展到一个人因失恋而痛苦可以吃药治疗，因对上级的批评不满而沮丧可以吃药治疗，小学生因学业不佳遭老师和同学的白眼而自卑可以吃药治疗。照此下去，对罪犯的改造岂不是也可以用吃药的方法解决了？

现在，在中国，心理咨询可以说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心理障碍吃药排，二是胡乱支招解心烦。（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是当事人，这样真的可以凑效吗？？——本人观点，原文没有）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巨大作用已不再限于思想意识领域及社会形态的安定，而且已经扩展到了经济领域。据美国财政部和卫生部的统计，美国每年（1986）因心理障碍因素所导致的工作损失达400亿美元，而因及时得到心理治疗而减少的损失约有185亿美元。因此，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极受重视。

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历史沿革的考查及对咨询心理学概念、对象、过程、体系的考查，可以充分说明，咨询心理学从对象到方法都并非是传统医学概念上的东西，而是哲学、心理学在个体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应用。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经无数心理学家的努力，咨询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不同于政治宣传、说教，也绝不同于“医学”的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10]是纯粹的教育模式的学科范畴。

目前中国的这种“医学模式”、“说教聊天模式”能够使我们的咨询心理学事业走向现代化，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服务吗？回答应是完全的否定！[11]

中国的咨询心理学何往？

我们认为：首先，哲学和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应当紧急动员起来，以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建立起我国的咨询心理学事业。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咨询心理学中的伪科学，特别是反对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的伪科学，还咨询心理学以本来的面目。

其次，继续深入研究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其实，在引进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这一工作上，高校的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先是张人骏出版了《咨询心理学》（1987）将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粗略的介绍，引起注意。到了1989年，钱铭怡出版了《心理咨询》则可认为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在中国正式登台，这本教科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技术，这是一本可以作为专业性的培训教材。1991年，车文博等出版了《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将可能收集到的西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方法和技术全盘列出。这三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经历了众所同知的年代后，又重新奠定了中国的教育模式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础。1983年起，全国的五个心理学系都陆续地开设了针对本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1987年，华东师大心理学系曾性初教授招收我国第一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研究生，1988年，华南师大心理学在本科生中系统地开设为期一年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课程，紧接着全国五个心理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或讲座，系统研习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心理治疗技术。

可以说，在中国，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学理论基础已经形成，所需要的工作是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治疗内容体系。

再次，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科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教育模式的咨询心理学。通过广泛的宣传，肃清伪科学对咨询心理学的污染，特别要打击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和那些喊着反对伪科学口号的伪科学。

最后，要做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人员及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格规定从业人员的资格，建立一套有效的、甚至是有法律规定的行会资格制度、责任制度。

6结语

罗杰斯早在1951年出版的《当事人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一书中，就已经将心理咨询的对象定义“当事人”，用“当事人（Client）”一词取代了“病人（Patient）”，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一举措不仅是语义上的，最重要的是标明了——心理咨询的对象不再是医学意义上的生物体，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体，同时意味着，心理咨询所遵循的模式是教育模式而不是医学模式。

正是因为选择了“医学模式”的咨询心理学模式而又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培训班”，才会出现相应的科学骗子，才会出现谁都可以做心理咨询这种令人尴尬和气愤局面。伪科学能立足的地方，就是“科学”还力不能及的地方。

关羽（160?-220），字云长，本字长生，身长约合2.07—2.16米，并州河东解县人（今山西运城市），汉族。一直是历来民间崇祀的对象，东汉末年刘备麾下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演义中为五虎上将之首。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赵云（?—229）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追随刘备，功绩卓著。有勇有谋，善始善终。卒于公元229年，追谥为顺平侯。张飞（167?—221年3月），汉族。字益德（《三国演义》中字翼德），涿郡涿县人（今河北涿州），身高八尺（三国一尺大约23.1cm），约合现今1.85米。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将领,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老三。221年被部将范强（《三国演义》中写作范疆）、张达刺杀。

陈胜（?～前208）字涉，阳城（今河南省方城县）人，早年为人佣耕。陈胜年轻时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出身雇农，从小就给地主做长工，深受压迫和剥削，心里“怅恨久之”，逐渐产生了反抗压迫、变革现实的思想，曾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并从小立志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当时正值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时期，阶级压迫极深。他不甘心受人奴役，同情和自己同命运的人。有一天，他对一起耕田的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就是说，以后如果有谁富贵了，可别忘了一块吃苦受累的穷兄弟。大伙听了都觉得好笑：“咱们卖力气给人家种田，哪儿来的富贵？”陈胜不免有所感慨，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被统治阶级“富贵在天”说教欺蒙的贫苦农民，一时还不能理解实际上代表了他们自己阶级摆脱贫困、压迫的先进思想。而陈胜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率先看到了这种贫贱、富贵的不平，并提出了改变这种不平的朴素而勇敢的要求。反抗命运的决心犹如一团烈火在陈胜胸中燃烧。不久，他便以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戎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陈胜也在征发之列，并被任命为带队的屯长。他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在两名秦吏押送下，日夜兼程赶往渔阳。当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寺坡乡）时，遇到连天大雨，道路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大伙眼看抵达渔阳的期限将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因按照秦的酷律规定，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是要一律处斩的。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陈胜毅然决定谋划起义。是夜，陈胜悄悄找另一位屯长吴广商议。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穷苦出身，他们虽然结识不久，但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陈胜对吴广说：“这儿离渔阳还有上千里路程，怎么也不能按期抵达渔阳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去也是送死，逃亡被抓回来也是死，与其都是死，还不如选择为国家而死，干一番大事业？”陈胜接着又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天下人已经苦于秦朝统治很久了，老百姓对秦王朝的苛捐赋税、募役刑罚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听说二世皇帝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本不应继位，该继位的是长子扶苏。扶苏贤能，却被二世无故杀害了。还有一位名人叫项燕，曾是楚国名将，战功卓著，又爱护士兵，很受人爱戴。现在老百姓并不知这两个人是生是死，我们何不以他们的名义号召天下人起来反抗秦朝的暴政呢？”吴广很佩服陈胜的胆略，觉得他的主意符合当时的人心，完全支持陈胜“死国”、“举大计”的决定。

古时候盛行预测吉凶的宗教迷信活动。陈胜和吴广经过一番谋划后，又专门找了一个算卦的卜问吉凶。聪明的卜者知道了他们的用意，便说：“你们的事业能成功，且能为百姓立大功。可是你们把事情向鬼神卜问一下吧”陈胜、吴广听后非常高兴，并从卜者的话中悟出了借鬼神“威众”的启示。于是，他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wàng)”三个大字，塞到渔民捕来的鱼肚子里。戎卒们买鱼回来吃，发现了鱼腹中的“丹书”，都觉得惊奇。与此同时，陈胜又让吴广潜伏到营地附近一座荒庙里，半夜里点燃篝火，模仿狐狸声音，大声呼喊“大楚兴，陈胜王(wàng)”！正在睡梦中的戎卒们被惊醒，十分惊恐害怕。第二天戎卒们交头接耳，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加之陈胜平时就待下属热情和气，现在又把陈胜的形象跟楚国复兴联系在一起，陈胜在戎卒们心中的威望就更高了。

陈胜见时机基本成熟，就让吴广故意扬言逃跑，以激怒押送他们赴边的将尉。喝得醉醺醺的两个将尉果然大怒，责骂和鞭打吴广，引起戎卒不满，群起而哄之。吴广奋起夺下一名将尉佩剑将其杀死，陈胜也乘势杀了另一名将尉。

随后，陈胜把900名戎卒召集在一起，大声说道：“各位，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大雨，已不能按期抵达渔阳了，而误了期限大家都要被斩杀，即便侥幸不被砍头，戎守边塞的苦役十有六、七也要送命。”他说的：“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意思是：再说好汉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取得大名声啊！王侯将相难道有天生的贵种吗？陈胜铿锵有力的一番话，说出了大伙的心声，戎卒们对秦王朝的满腔怨恨和愤怒如同冲溃了堤坝的洪水奔泻而出，齐声高呼：“我们愿听从您的号令！”于是大伙在陈胜、吴广带领下，袒露右臂作为标志，筑坛盟誓，按事先谋划，诈以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之名，宣布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一举攻下大泽乡，接着又迅速攻下蕲县县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陈胜、吴广“举大计”的壮举，得到了附近饱受秦苦的老百姓的积极响应，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加入起义队伍。在陈胜、吴广率领下，继攻取蕲县后，不到一个月又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酂（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柘城县北）、谯（今安徽襄县）等五县，很快把起义的火种带到了自己的家乡中原大地。

陈胜是颇有战略意识的农民领袖。在控制了安徽、河南交界的大片地区后，即决定进攻战略要地陈县（今河南淮阳）。陈县在两周和春秋时期，曾是陈国的都城。战国后期，又曾经是楚国的国都。秦灭六国后，又把陈县定为郡治，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如能拿下陈县，对秦无疑是个重大打击。于是，陈胜率领起义军直逼陈城。这时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一千多人，步卒数万之众。陈地郡守和县令闻风丧胆，早逃之夭夭，只留下郡丞（郡守副职）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已是惊弓之鸟的守城秦军，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起义军杀了郡丞，浩浩荡荡开进陈县县城。

陈胜打下陈县后，即召集当地三老（秦在乡设置负责教化的官）和豪杰（有声望的人）共商大计。这些人虽不是来自农民阶级，但他们也都目睹、亲历了秦朝暴政，特别是看到了陈胜率领起义军短短一个月就连克数县，对陈胜也十分敬重，纷纷建议陈胜称王。他们说：“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但也有少数不同议论：认为陈胜自立为王，会让天下人觉得陈胜有私心，而不愿相从。陈胜思虑再三，最后还是果断地做出了称王立国的决定，就以陈县为都城，“号为张楚”国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之意，一说以张大楚国为口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陈胜打的旗号虽是“张楚”，但并不以恢复楚国故土为目的，而是要推翻秦王朝，解救天下的穷苦百姓。这是他“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身体力行，也是他对统一号令起义军的战略考虑。后来农民革命的实践，有力证明了陈胜决定称王立国的必要性。

张楚政权的建立，推动了全国范围反秦斗争的高潮，高高飘扬的“张楚”大旗，成了农民起义中心的标志，显示了巨大的号召力。各地以“张楚”军名义“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在农民革命洪流的推动下，一些贵族残余势力也纷纷收罗旧部，起兵反秦。当时各地反秦力量的著名首领有刘邦、项梁、项羽、英布、彭越等多人。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秦斗争形势，陈胜在吴广及其他农民政权成员的协助下，进一步确定了“主力西征，偏师略地”，最后推翻秦朝统治的总体战略。他任命吴广为假王（副王），率领起义军主力西击荥阳，取道函谷关，直捣秦都咸阳。同时“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进而迂回攻关中。随后又任命武臣、邓宗、周市、召平等为将军，分别北渡黄河，进攻原赵国地区（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南部），向南攻取九江郡，深入淮南地区；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北）、魏国旧地（今河南东北部接连山西西南部），攻取长江下游、黄河以南大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区。一时间，反秦斗争的烈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各路起义军勇猛作战，所向披靡，农民革命达到了高潮。

但让陈胜没料到的是，吴广久攻荥阳不下，大军西进受阻。

荥阳是通向关中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附近还有秦囤积大量粮食的敖仓。拿下荥阳，就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门户。再取敖仓，既可切断秦军粮草供应，同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军需问题。陈胜派重兵攻取荥阳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当吴广攻取荥阳受挫的消息传回陈县，陈胜十分着急，为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即决定另派周文为将军率兵西击秦，利用吴广大军牵制秦军主力的条件，绕过荥阳，直取函谷关。

周文大军斩关夺隘，势如破竹，一直打到离秦都咸阳仅百余里的戏地（今山西临潼境内）。进军途中，百姓奋起响应，队伍不断扩大，当时已拥有战车千乘，士兵数十万人。

骄奢淫逸的秦二世闻听起义军逼近咸阳，如晴天霹雳，大惊失色。在都城空虚，调兵不及的情况下，只好依少府章邯之谋，赦免在骊山陵服役的几十万刑徒，封章邯为将军，临时组编军队阻击起义军。正在休整的农民起义军被突如其来的几十万秦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退出关中。在曹阳亭（今河南灵宝东北）固守、抗击秦军数十天后，又败退渑池。坚强不屈的周文在几经挫创、无粮无援的情况下，又率部与敌激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拔剑自刎。

周文大军失败后，气焰嚣张的章邯带兵继续东进，围攻荥阳的农民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起义军将领田臧与假王吴广意见不合，认为“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史记•陈涉世家》），竟假借陈胜之名杀害了吴广，结果导致这支起义军部队全军覆没。

形势就此开始逆转。起义军内部的弱点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陈胜称王后，其思想逐渐发生演变，与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比如早先和陈胜一起给地主种田的一个同乡听说他做了王，特意从登封阳城老家来陈县找他，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搭理。直到陈胜外出，拦路呼喊其小名，才被召见，一起乘车回宫。因是陈胜的故友，所以进进出出比较随便，有时也不免讲讲陈胜在家乡的一些旧事。不久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史记•陈涉世家》）陈胜便十分羞恼，竟然把“妄言”的伙伴杀了。当年所说的“苟富贵，勿相忘”的话早抛到了九霄云外。自此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王者”（《史记•陈涉世家》）。另一方面，随着反秦斗争的开展，革命队伍内部的离心倾向也在滋生蔓延。陈胜派往各地的将领各存异心，争相称王，起义军内部公开分裂。如北征的武臣自立为赵王，蜕变为割据头目。其部将韩广在攻略燕地后也自立为燕王。攻取魏国旧地的周市虽未自立为王，却立了魏国后裔宁陵君咎为王，而自任魏相，割地自保。与此同时，群起响应的各地英豪也不再听陈胜节制，直接孤立了作为反秦主力的陈胜“张楚”政权，给了秦军反扑的机会。

秦将章邯解除了起义军对荥阳的包围后，即倾全力进攻陈县。秦二世元年（前209年）12月，陈胜亲率农民军将士与秦军展开激战，虽奋力拼搏，终究未能挽回败局，被迫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准备重新聚集力量，再做反秦的努力。但没想到，竟被跟随自己数月的车夫庄贾杀害，成为千古遗恨。

陈胜被害，激起其旧时侍从、将军吕臣极大悲愤。他在新阳（今安徽界首北）重举义旗，组建“苍头军”，从秦军手中夺回陈县，处死了投降秦军的叛徒庄贾，重新竖起“张楚”大旗。原奉命东下发展的部将召平，也假借陈胜名义，拜原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为上柱国，使之渡过乌江，西上击秦。反秦斗争再次恢复生机。

陈胜从谋划起义，到称王立国，再到兵败被害，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但他点燃的反秦烈火烧红了大半个中国。“陈胜虽死，其所置遗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三年后，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杀入咸阳，推翻了暴秦统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陈胜死后，被辗转埋葬在芒砀山主峰西南。刘邦称帝后，追封陈胜为“隐王”，派30户丁役守护陈胜墓，并按王侯待遇对陈胜年年杀牲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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