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赣州算命民间高人的一些知识点，和王思任的人物生平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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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葬于明孝陵。

出身布衣

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的具有这种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县的钟离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方设法找一个地方做佃户，以便在这块干旱和时疫肆虐的土地上过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家庭无力抚养而已送人扶养或嫁出。到了14世纪30年代淮河地区已经变成了红巾军叛乱的摇篮，它的弥赛亚式的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的支持。人们相信，在这个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会发生转变，重新出现明教的光明，而弥勒佛会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年轻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个算命先生和在13世纪70年代反抗过蒙古最后征服阶段的汉人军队的老战士——给这个童子的耳朵里灌满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险的种种奇妙故事。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成长时期的环境。

1344年当朱元璋16岁的时候，在5月份和6月份的三个星期内，时疫并伴随着夏季的蝗虫和旱灾夺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员——他的父亲、母亲和还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长兄的生命。他的长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仅有的幸存者。苟活下来的人因太穷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亲人，更不用说去扶养朱元璋了。10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个佛教寺院做小行童，当杂差，以实践他在幼儿生病时他父亲许下的愿。与此同时他已长大成人，变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其显著特点是脸面有皱纹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这副奇异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来预示将来有不凡的品质。他无疑地具有这些品质，可是他兴起于赤贫而无文化的农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新兴伟大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个故事就有些像虚构小说那样的不真实。

加入义军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元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第三、四等人。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实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

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将帅之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5年，朱元璋用计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升献策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

朱元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派徐达攻取镇江。到1357年冬，朱元璋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地，控制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到1359年，从现在的地图看，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与四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大有改观。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即唐桂芳，以字行），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

先陈后张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朱元璋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

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大槐树移民

明朝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汉民族迁移行动，涉及人数达百万之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旷古绝今。对促进我国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洪武移民不仅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空间，而且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交换，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照应，培育出新的文明种子，这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移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伐残元

明太祖北伐是明朝建立后针对北元的八次军事行动。

战役名称日期

明太祖第一次北征 1370年

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1372年

明太祖第三次北伐 1380年

明太祖第四次北伐 1381年

明太祖第五次北伐 1387年

明太祖第六次北伐 1387年－1388年

明太祖第七次北伐 1390年

明太祖第八次北伐 1396年

休养生息

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对此情形，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

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胡惟庸，1373年由右丞相升任左丞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行动。朱元璋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两相入狱，御史们理解了皇上的意图，便群起攻击胡惟庸专权结党。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朱元璋以专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后，胡案就成为他打击异己的武器，以致受牵连而被杀者达三万多人，最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的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朱元璋又于1393年杀掉功臣蓝玉。蓝玉是明朝开国大将，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打击贪官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

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集权统治

由于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较强大，到了明朝中后期则文官的力量变的强大起来。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某些野史记载，朱元璋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此类记载多为不实。朱元璋从未忌讳谈及自己曾为和尚，《大明皇陵碑》及明太祖御笔诗文等都大谈朱元璋少年时做和尚的事迹。野史称朱元璋忌讳“光”“秃”“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关于“文字狱”的记录，不见于《明史》《明实录》等较正式的史书。经王春瑜、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大多为不实记载：

如徐一夔，在野史中记载为朱元璋所杀。但是据《杭府志.职官表》和《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其日期为建文元年。因此“朱元璋因文字而杀徐一夔”为误。

野史记载僧来复（见心）的《应制诗》中有诗句触怒朱元璋，被斩。然而考证《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告发者为僧智聪。

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实情是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字数一万多，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设立了文体规矩。

璋所设立的文体规范，有“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以外，无其他应避忌讳”的规则，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

紧抓教育

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

身葬孝陵

明孝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于此。

朱元璋安排后事简朴，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钟山南麓，为孝陵。明孝陵方圆四十五华里，规模宏伟。1398年6月24日，71岁的朱元璋驾崩，葬于孝陵，谥号“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

历史评价

明太祖最重要的功绩是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于涂炭，雪中国近百年之亡国耻，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政策，恢复了汉人国家。朱元璋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这时蒙古对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压迫奴役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他从未经历过中国富饶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孔孟诗书礼乐的教育，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才智、信念和统帅力推翻了蒙古的暴政和奴役，重建立了这个帝国并指导国民脱离野蛮，重新恢复自信、尊严和荣誉。

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蛮族破坏的年代，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于蛮族的暴力，文明已经陨落，中国土地上只有野蛮禽兽所为，仁义道德尽丧，汉人沦为奴隶，任凭蛮族宰割。而蒙古的瓦解和明朝兴起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是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为了生存为了自由，摆脱被蒙古奴役践踏的殊死决斗。明太祖在率领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驱除蒙古的同时也指出，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但如果是知礼义，愿为中华臣民者，与中国人无异，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

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他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与我何加焉。

万历三年（1575年），七月二十一日辰时出生于北京西江米巷药铺中。因其出生时其母唐氏梦有金星入怀，故小名叫金星。时年其父东海老人四十六岁。

万历四年（1576年），春，王思任出痘，不药而愈

万历六年（1578年），王思任已经能识上百字了。

万历七年（1579年），王思任的父亲补太医院医生，奉礼部尚书之命去巡诊边军。秋，王思任入私塾，取名王思任，字季重，师从姚江毛先生，甚得先生喜爱。

万历八年（1580年），王思任的父亲被分配到刑部任医官，治疗狱囚，所以举家迁到贯城。

万历九年（1581年），王思任的家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往西三家就当时的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府邸。这一年，王思任读完了《四书》，开始学习《五经》。

万历十年（1582年），王思任的父亲任江西益王府医官，王思任随父亲顺道回乡扫墓。秋，父子经过潞河，王思任喜欢河水清冽，于是写了一首诗。

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思任与父亲到旴江，住在金斗窠。夜里有强盗，王思任的父亲起身要开门去捉贼。王思任对父亲说：不可冒险，我们先呼叫捉贼，待四面有回应了，贼人受惊吓。我们再开门捉贼。王思任拜临川吴闻所为师，学习行文。

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任跟随益州教授、处州卫人易文学习《易经》。三个月后，易文对王思任的父亲说：我教了他三个月，感觉没什么可以教他的了。你有这样的儿子，还当什么王府的属官。注：易文，处州人，贡生，时任益州教授。

万历十三年（1585年），王思任已经读完《左传》、《史记》、《汉书》、《语国》等书。吴闻所以不能胜任，辞别王思任。王思任读这一年江西乡试解元熊尚文的试卷，不意后来二人成为同榜进士。

万历十四年（1586年），王思任读会员袁宗道的试卷，经教谕新昌的俞公讲解，对八股文有了新的认识。

万历十五年（1587年），王思任的父亲辞去益王府医官的职务，带着王思任游历江西。在经过鄱阳湖小孤山的时候遇险，王母唐氏拜小孤山神，才有惊无险的通过。后来王思任出任江州兵备佥事，路过小孤山，想起往事，不由潸然泪下。

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思任在京师受到桥李人右春坊右庶子黄洪宪的赏识，以四匹绮十两银子聘王思任为其子王承昊的伴读，受教于山阴人漏坦之先生。读书期间，王思任受到当时的名士董其昌、李光缙、王衡等指点。

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思任借籍顺天府宛平县中秀才，受到落榜童生的攻击，但是宛平县令徐启东喜欢王思任才学把他荐给顺天府尹孙旬，孙旬当场考校王思任才学，觉得王思任才学不凡准许他入顺天府府学。后来王思任在每月的月考中胡乱做题，韬光养晦才躲过那些人的纠缠。这一年，王思任常到京西罕山寺庙中读书去。

万历十八年（1590年），礼部的李复阳欣赏王思任，聘其为次子李东炅的伴读。同年，李复阳丁忧推荐王思任跟随王世贞的儿子礼部主事王士骐学习，为其子王庆长的伴读。但是王思任深感王庆长读书懈怠，而且对他的书僮态度倨傲尤其感到恚怒，于是向老师王士骐辞去伴读之职。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历四年的江西解元王命爵，河南解元杨凤欣赏王思任文章，对他赞赏有加。这年，王思任父兄的好友王一言任职刑部，王思任常随他们去探访。秋，王思任参加顺天乡试，落榜。但结交到好友巢士洪、阮汉闻、张民表，作吕有《阿育王寺夜坐》诗。

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馆试交《贡天马行》，补北京国子监监生。山东参政坤欲招王思任为婿，中书舍人杨东明上门说媒。但王思任的母亲觉得这事突然，恐有有妥，不同意这桩婚事。秋，王思任随四兄大然到京西黑山灵福寺去读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灵福寺读书，看六子、汉、魏、李杜诗集及王世贞、汪道昆所著诗文。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秋，王思任中顺天府乡试第七名，主考官为左庶子萧良有、太子洗马刘应秋，易房同考官胡琳。除夕，王思任的父亲东海老人有感儿子遂平生愿望，给王思任取号“遂东”。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春，王思任中会试第二百九十二名，主考官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学士张位、吏部侍郎掌詹事府刘元震，房师为易三房同考试官翰林编修黄辉。殿试，王思任中三甲第二百一十九名。户部尚书杨俊民做媒，王思任娶正德时期状元杨维聪的孙女、制诰勅房中书舍人杨文裕的女儿杨氏为妻。秋，王思任的母亲唐氏思乡，王思任随母亲回山阴省亲。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春，王思任在乡扫墓，事毕，其父令王思任回京选官，王思任以母亲病未愈，不肯回京。九月，王思任作《先后游吾越诸胜记》。十月，王思任别母亲，入京谒选为兴平县令。王思任北上过京口之际，与同年吴化、李润予、徐如珂等共游金山。王思任初临兴平任，严谋诫吏胥，惩办顽民，断案如神，政绩不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王思任政声更盛，处事、办案更老练，被调为富平县令。王思任母亲的卜告到了，王思任辞官守制。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王思任丁母忧，在京侍奉父亲起居。王思任命其去山寺讲计律令，所以王思任精通法律。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思任在罕山松寺读书，手书王衡的游记，邀请老师漏仲容、兄大然共游，著《游西山诸名胜记》。王思任与同年徐峄阳、须之彦等同游京西名胜，写有《记京西旧事》诗十二首。十月，王思任除服，补太平府当涂县令。十二月，王思任至当涂县姑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太监邢隆奉旨开矿，过姑孰，县丞等人阿谀奉承，只有王思任戏谑以对，让邢隆不得不改变在当涂开矿的想法。王思任政绩卓越，获得太平府知府牛应元的称赞。王思任为同乡刘世儒编次《刘雪湖梅谱》，刻于姑孰官邸，并为之作序。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王思任当涂任上，颇有建树，娶妾石氏。春，王思任游齐山，作《游齐山记》。

万历三十年（1602年），王思任主持县试，所录取的人员出类拔萃，先后有祝可仕、曹履吉、钟斗、彭伯龙等人成为进士。中书程守训要在当涂开矿，被王思任严词驳斥。刑隆再来当涂开矿，王思任机智应对，让当涂百姓躲过灾祸。上级官府要来收采石税，又被王思任以计脱困。四月，王思任游池州府敬亭山，并写有游记。六月，王思任与兄大然、老师漏坦之、弟子张仲濠、王中履一同游九华山，写《游九华山记》。王思任因为一句戏言得罪芜湖县令劳永嘉，当时劳永嘉的父亲劳王事在劳永嘉那住了两晚，就回家了，王思任戏言：此所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善父母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春，朝廷敕封王思任的父亲为文林郎，母亲唐氏赠孺人，妻杨氏为孺人。秋，王思任被聘为应天乡试房考官，取中解元王纳谏等十一人为举人，后来中进士的有王志坚、姚之骐、张汝懋。王思任代其它考官阅卷中取中了庄廷臣、沈有则。九月九日，王思任游龙山。王思任在当涂县令任上为官清明，屡破奇案，释放了被冤为强盗的孙清，也设计擒获了真正的大盗赵光烂。王思任游滁县醉翁亭，写下游记，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王思任考绩得到卓异的评价。王思任拜访同年崔养蒙回来顺道拜访了漕运总督李三才，因为没有对李三才持弟子之礼，引起了李三才的不满。王思任至维扬娶妾孙氏。王思任初到当涂县，时任太平知府王继明视王思任为子弟，而后的继任者邓思启与王思任不和。句容名士孔贞运拜在王思任门下。王思任判姑孰奔女一案，判得合理合法合情，被世人称道。左副都御史詹沂的儿子贩私盐被王思任捕获，又得罪了詹沂。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王思任的当涂县令六年任满，因为任职期间考绩优秀，多次得到各部嘉奖，拟升王思任到北京兵部任职。但詹沂和李三才反对王思任的升迁，李三才更是以王思任是“冒籍”来说事，考功郎马大儒驳斥了李三才的说法，为王思任力争得到南京刑部主事的职位。冬，王思任赴同年举人唐世清的邀请，与谢肇淛游燕子矶。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焦竑邀请王思任游燕子矶、达磨洞，其间有柳应芳来访，有诗词唱和。二月，王思任纳陈氏为妾。三月，王思任出任湖广清吏司。因为王思任执法严明，断案精准，被太常寺卿丁实和兵部尚书孙鏣赞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思任曾经任职的当涂县百姓想起他的好处，于是在采石给他建祠。六月一日，王思任游杭州，有游记《游杭州诸胜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王思任去处州探访自己的老师易文，同时与友人同游天台、雁荡山，写有多篇诗赋，集作成《游唤》。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十六日，王思任至京口，与好友方承郁、刘伯纯游焦山，作《游焦山记》。九月，王思任到固安。十月，王思任降职为山西按察司知事，取道紫荆阁。十二月，王思任抵达太原。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王思任出差顺道游览五台山，有《游五台山记》。三月，王思任上京，会试的会元韩敬来访，称起中式论中用王思任的《治岐》文作起语。有精通算命者来访王思任，称王思任将生病而且会把罢官，其它人都信以为真，只有同年蔡复一每天都来探视王思任，并好言安慰。八月，王思任升青浦县令。九月，王思任离京赴任。十月，王思任至镇江，与好友刘伯纯、兄大然、侄儿王吉三、王缄三游北固山。十二月，王思任归家安葬亡母唐氏于锁泗桥，然后再去赴任。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思任在青浦县令任上，用行帮助巡抚徐民式完成均役之事，并为《均役全书》作序。期间结识了董其昌、陈继儒。

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思任在浙江山阴购置新居，是钮给谏的芳树园，即读书佳山水楼。王思任在新居中挑选时文，作《壬癸合辙》。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这年春察，彭端吾因为怀恨王思任，对其大肆攻击，最后王思任被罢官。十月，王思任与同年俞思冲、李澹湖、汪若水、陈少山游洞庭。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春，王思任去白岳山还愿，居住在郑于荣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王思任到故里三槐堂读书。秋，娶杭州姚氏为妾。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王思任因为父亲年事已高，没有入京补官。长子王槐起出生。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四月，王思任在父亲的催促和同年胡汝政的劝告下补山东照磨。六月，王思任侨居历山书院内，与山东巡抚同年李长庚畅饮。六月二十四日，王思任登泰山。六月二十八日，王思任拜谒孔林及孟庙。新野的马之骏为王思任作《读书佳山水歌为王季重先生赋》。王思任接到家书，四子在六月出痘病亡。王思任在京娶赵氏为妾。十二月二十四日，王思任的妻子杨氏病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王思任居住在山阴故里。八月，王思任被授官袁州府推官，以父亲年事已高，没有赴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察，王思任本山东照磨赴选，彭端吾对考功郎许鼎臣馋言：此人常用笔杀人，于是王思任落选。

泰昌元年（1620年），春，王思任应方应明之邀到鄞县，居住在屠隆的娑罗园，又结识了丰文仲。

天启元年（1621年），春，王思任帮张岱检校《徐文长逸稿》。

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十七日，王思任的父亲承德公病逝。十二月十二日丑时，王思任把父母合葬。

天启三年（1623年），王思任丁父忧。冬至前，王思任在清晕阁评点《玉茗堂还魂记》。

天启四年（1624年），王思任在家读《礼》。三月十五，为会稽县“瑞花台”奇事作记。

天启五年（1625年），除服，王思任赴江西盱江观音庵还母亲的愿。王思任吊唁王一言、汤显祖、张位三人前辈，与他们的后人及罗汝芳的孙子、益定王朱由本一起游玩。同年蔡复一任川黔总督，宴请王思任于腾王阁。同年御史梁应泽宴请王思任于能仁寺。夏，王思任与友人沈叔贤、陆务滋同游庐山东林寺，后又同游陶渊明旧里，梁应泽的二儿子梁若水随侍在旁，对王思任执弟子之礼。

天启六年（1626年），春，王思任应同年周应秋之邀北上，北上之前王思任到罕山读书旧地探松，赠诗给寺僧幻林上人。四月十七日，王思任宿苏州虎丘。

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五日，王思任得子王鼎起，让此子给无嗣的兄长王思任为嗣子。

崇祯元年（1628年），王思任得礼部尚书施凤来、浙江巡抚张廷登、吏部侍郎王祚远举荐以推官职位出仕。秋，王思任作《飓风操》。

崇祯二年（1629年），闰四月十五日，王思任待诏京师，居住在山寺中，作《古月临松赋》，内侄唐九经随侍在旁。五月，为山东招远县重修文庙作记。仲夏，门生孔贞运来访，赋诗两首赠王思任。秋，同年礼部尚书何如宠、门生詹事府少詹事孔运贞以王思任在当涂、青浦惠政保荐王思任，当受当时温体仁与钱谦益的党争，最终没有授官。八月，王思任被授松江教授。

崇祯三年（1630年），王思任在松江教授任上，颇受松江知府方岳贡的礼遇。四月，王思任升国子监的助教，王思任在京师为巩永固、襄城伯李守锜讲《礼》，国子监祭酒林钎、国子监司业陈仁锡皆向王思任请教。冬，雪夜会晤袁继咸，后来为袁氏作序。

崇祯四年（1631年），立春前六日，王思任生第八子。二月，王思任升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六月，至白下任职，与工部尚书靳于中、侍郎徐良彦交善。九月九日，与赵履吾、李奇玉等携酒登雨花台。十一月，王思任赴榷关。

崇祯五年（1632年），王思任榷关芜湖，政绩不凡，却因此得罪了户部尚书郑三俊。巡按御史龚一程、迟大成对王思任评价甚高。王思任在芜湖榷关修八角亭，取名识舟亭，又修缮县学宫。冬，无为的季孟莲来访，王思任觉得季孟莲是个奇人。阮大铖过芜湖来访王思任。

崇祯六年（1633年），王思任以榷关回南京工部，登燕子矶。四月六日，为长子王槐起娶州守陈鹤沙的长女。礼部尚书李孙宸、山东巡抚张廷登、同年李长庚都欲聘王思任主持乡试，但王思任都没有回复。王思任转任工部屯田，又劝年过七十的尚书靳于中激流勇退。秋，王思任与李孙宸、李遇知、李晓湘、王锡衮游白下郊寺。十月，王思任任江州兵备佥事。

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王思任游齐山归来，遇到熟人宋凤鸣来为其母求诗贺寿。三月，王思任兵备江州，过小孤山，想起了幼年时惊魂母亲求佛的往事，不由流下了眼泪。三月十一日，王思任到任，重修江州大能仁寺宝塔，并作记。巡抚解学龙重修腾王阁，请王思任写记。长江之上，鄱阳湖一带盗贼横行，杀人越货，而以前的江防之法不得当，于是王思任重新制订了新的江防策略，渐渐的把这些贼盗之事平息下来。十一月，农民军将到，王思任运筹帷幄，应对得当。十二月初六，梦侠客马云，醒来后为之作传。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攻陷凤阳，围困黄州，前大同巡抚石昆玉写信求援，王思任手下的将吏都说不能越界剿寇，只有王思任认为朝廷封疆，不分彼此。二月初七，王思任自浔阳统兵一万往黄州，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终于解黄州之围，黄州人民感念王思任的恩德在北门给他立祀庙，且上书朝廷，请求邑隶九江。三月，立夏之夜，王思任题所居的浔阳兵府居室为“秃影庵”。

崇祯九年（1636年），春，王思任至南京，料理旧居归燕堂。七月，为次子王寿起娶妻商氏。

崇祯十年（1637年），王思任听闻座师刘应秋之子刘同升状元及第，高兴之余作诗相贺。七月，王思任至南京，与范景文、蔡思充、范凤翼、俞彦、阮大铖、王铎宴饮。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王思任归山阴为三子王宝起娶妻金氏。绍兴知府王期升修学宫，请王思任作记。王思任为姻亲金谷生家藏书稿作序。

崇祯十二年（1639年），王思任送第四子王魁起入赘吴氏。王思任开始为第五子起讲《易》。王思任分家产与诸子，开始写《自叙年谱》。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月十七日，王思任赏雪，作《空雪赋》。

崇祯十四年（1641年），王思任延请自己的学生翁文润为第五子王鼎起的老师。王思任作《一弹指顷赋》。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思任惊闻友人张民表抗贼而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王思任赋闲在家佳山水楼读书。八月十五，王思任与儿师吴竟宇、翁文润、门人赵孟迁及儿子王槐起赏月。八月十八日，徐人龙、姜逢元、吕华池来王思任的读书佳山水楼喝酒。

弘光元年（1645年），夏，马士英声言护太后，逃往绍兴，王思任以才名起复，任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上书太后，痛数马士英之罪，请斩之，又去信马士英，责起酒色逢君，拒其入越地。其中“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传为千古佳话。

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绍兴城破，王思任屏居山林，依祖墓建孤竹庵。清巡按御史王应昌请王思任出山，王思任手札一封称要保全身体以归父母，拒不剃发降清。王思任为长子王槐起书信一封，述自己的乱世之志。九月，王思任绝食。九月二十二日，王思任绝食数天而死，临死前三呼高皇帝。

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友人尊他为陶征士，私谥靖节，世称陶靖节、靖节先生。曾任彭泽县令，因称陶彭泽、陶令。他是东晋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居家读书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出生到29岁。此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居家读书。�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因早年孤贫，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见《晋书·陶侃传》)，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又是东晋名士。父亲陶逸也曾做过官吏，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陶渊明对先辈，尤其对曾祖与外祖父是崇敬的。他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近而可得!”(《命子》)这是在赞扬曾祖的功德，并以此教诲孩子。他称颂外祖父是：“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愈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他说父亲是：“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他们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父亲早逝及战乱等原因，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陶渊明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自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好友颜延之也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给”(《陶征士诔》)。他的“穷苦”并不一定如同农民，但家境不十分富裕当属实情。此间他潜心学习经籍。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晋书》本传说他“少怀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陶渊明俨然是个超脱“尘事”、忘乎“世情”的读书郎。

其实，陶渊明并没有完全忘却“尘事”与“世情”，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抚剑”、“行游”的举动正是他欲有所为心态的反映，“猛志”二句正是他胸怀大志的慷慨陈词。其“猛志”所指，即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这至少说明三个志向：一是忠君孝亲，二是弘扬信义，三是诚心获显。这三个志向的宗旨是做一个“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好官。

(二)、时仕时隐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29岁任州祭酒到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辞去彭泽县令。此间他共四次出仕，担任过五个官职。

1、任州祭酒——陶渊明第一次出仕

陶渊明为扶济家境的“穷苦”，更为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猛志”，29岁时走出书斋，应征为江州祭酒。《宋书》本传称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祭酒一职，研究者多认为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居僚职之上。“不堪吏职”，研究者则多有分歧，一说是陶渊明不屑于事从刺史王凝之这位五斗米道徒(见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一说是陶渊明不堪吏职之繁并非因为王凝之(见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陶渊明“解归”后，又被召为州主簿，他辞而不就。

2、入桓玄幕——陶渊明第二次出仕

陶渊明辞去州祭酒后不久，即他30岁时，妻子去逝(大约33岁时又娶翟氏)，可谓家门不幸。此时，国事也是雪上加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二十年(395)，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武帝擢亲信王恭、殷仲堪等，使居内外要职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与其从弟王绪为心腹。于是朋党竞起。东晋王朝的权臣桓温之子桓玄，在动荡的时局中势力不断增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30岁的桓玄被诏命为江州刺史，又被推为盟主。隆安四年(400)，桓玄为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荆州为中心，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一时声威大振，许多士人纷纷入其军幕以展大志。陶渊明大约在这前后入桓玄幕任事。

陶渊明具体何年入桓玄幕，入幕后居何职务，由于史料不足，尚难下定论。但他于隆安四年(400)和五年(401)在桓玄幕任事倒有确证，这就是他的三首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前二首中的“庚子岁”即隆安四年(400)，写陶渊明奉桓玄命出使京都建康，完成使命后，返回桓玄幕，途经浔阳，回家探亲，遭遇逆风，舟不能行，暂住规林的情景。使京的使命，据逯钦立说是为桓玄上疏请讨孙恩(见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这可备一说，不是定评。既是奉命使京，足见陶渊明为桓玄信任。后一首中的"辛丑岁"即隆安五年(401)，写陶渊明因假期已满，从家返回江陵(荆州治所)桓玄幕赴职，夜经涂口时的情景。此年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病逝，他便辞去桓玄幕的差事，结束了前后大约两三年的第二次仕宦生活，守丧居家。

陶渊明入桓玄幕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本有入仕展志的动机，二是他对桓玄整饬晋室纲纪抱有幻想，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为桓玄之父桓温的长史而有世交。如果认为陶渊明入幕是助桓玄篡晋，就会与理相悖，也与史不合。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403)十二月篡晋即皇帝位时，陶渊明已经离开了两年，他不是算命先生，两年前不可能知道桓玄要篡晋自立。不然的话，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也会令人费解。

3、任镇军、建威参军——陶渊明第三次出仕

《宋书》本传、《晋书》本传都说陶渊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这样看来，陶渊明任镇军、建威参军是连贯的两件事。

陶渊明有首题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写他始任镇军参军一职时，途经曲阿的情景。“镇军参军”即镇军将军的参军。这个镇军将军，据《文选》卷二十六李善注在此诗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研究者多从此说。宋武帝即刘裕。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众征伐桓玄；三月，入建康，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四月，在浔阳的桑落洲击败桓玄军，进据浔阳，加都督江州诸军事；五月，在峥嵘洲又大败桓玄军。桓玄战败西逃，欲入蜀，途中被杀。(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陶渊明"始作"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应在元兴三年(404)四月刘裕击败桓玄军之后。他任此职，最多也不过一年就辞去了。

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又任了建威参军。他有首题为《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写他任建威参军期间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的情景。“乙巳岁”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建威参军”即建威将军的参军。这个建威将军，当指刘敬宣。刘敬宣于元兴三年(404)四月迁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浔阳；义熙元年(405)三月底辞去此职改任宣城内史。随着刘敬宣的离去，陶渊明也辞去了任期很短暂的建威参军一职，返回乡里。�

4、任彭泽县令——陶渊明第四次出仕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义熙元年(405)八月，任彭泽县令。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明了出任此职的情况。他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在“亲故”的劝说和时任太常卿的“家叔”陶夔的引荐下，出任了此职。到任后，他深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又逢“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于是“自免去职”。就这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的陶渊明于“乙巳岁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结束了他一生中的仕宦生涯，返家归田了。陶渊明此次去职的原因，《宋书》本传载为：“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亦见萧统《陶渊明传》、《晋书》本传)对此，有人认为是传闻，但不妨备为一说。

(三)、归隐田园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427)去逝。此间他曾于义熙末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闲居、种田、读书和创作。

对陶渊明来说，归隐田园是快心的事，但他归田后的第三年(408)，“草屋八九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了个精光，不得不暂居到船上：“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火灾后一年，由柴桑移居南村，生活逐渐困难，以至后来常得友人接济。陶渊明"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晋书》本传)。《宋书》本传载：“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渊明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生活贫困已极，甚至乞食。他在《乞食》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拜访，见他“偃卧瘠馁有日”，就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被他“麾而去之”(见萧统《陶渊明传》)。大约他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写了一生中的最后诗篇《挽歌诗》三首，以及绝笔《自祭文》，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一月，卒于故里。

二、陶渊明的思想

陶渊明的思想，历来都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论题，出现了所谓主儒家说、主道家说、主玄家说、主老子说、主庄子说、主儒释道合一说的分歧与考辨。陈寅恪称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是有卓识的。这里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陶渊明坚守“固穷”的思想�

“固穷”即穷而不移。“穷”不是“贫”，是走投无路，当然一个人“贫”了往往也就“穷”了，反之亦然，所以二者又是密切关联的。"固"即安守不移，指不失气节和人格。“固穷”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个道德准则。此词源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本属儒家思想范畴。

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固穷”的有六处：“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其七)“宁固穷以寄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可见，坚守“固穷”，在陶渊明人生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古代能坚守"固穷"的人极为推崇。如《咏贫士》中的阮公、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六位贫士，《扇上画赞》中的八位隐士，《饮酒》中的伯夷与叔齐、颜回与荣启期，《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长沮与桀溺，《赠羊长史》中的商山四皓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在陶渊明看来，他们是不求功名利禄、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土，也是他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咏贫士》其二中所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所以，“固穷”已成为陶渊明精神的寄托和支柱，是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标准。

“固穷”有个坚固的思想基石，这就是“道”，即儒家倡导的品德和节操。在陶渊明诗文中，曾多次出现"道"字，其义也因上下文表义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不少就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道”，指常理；“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的“道”，指做人的道理；“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与“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感士不遇赋》)的"道"，指治世之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同上)的“道”，指儒家学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的“道”，指安贫乐道之道。所以，陶渊明坚守“固穷”又不是一味地追求“固穷”，而是以此保持纯洁的品德和节操，不因为求取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特别崇敬孔子，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的地方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陶诗的深度》)。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中的"忧道"句即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原话。他又化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正》)为“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化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为“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因此说，陶渊明的“固穷”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个人品德和节操为思想基石的。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曾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都在儒学”。坚守“固穷”就是表现之一。

其实，陶渊明坚守"固穷"很不容易，内心的斗争很激烈。他虽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名与富贵。对此，他也不隐讳。如他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其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同上其五)如果说陶渊明一生的家庭生活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那么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则为：少年时是“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中年时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老年时是“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这说明，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如果有机会，他是不会死守“固穷”的。他的四次出仕主要是为了“大济于苍生”，但也有相当大的扶济自己“穷苦”、“家贫”的因素，如他在《饮酒》其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但他毕竟又是个“苟得非所钦”的人，曾自称“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咏贫士》其四)。在政治腐败、门阀严格、官场黑暗、猛志难展的情况下，陶渊明对“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体味是极其深刻的。他常常是怀着“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忐忑不安的心态出仕，怀着"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同上)与“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的恬淡平静的心态归隐。可以说，陶渊明的一生是“贫富常交战”的一生，也是“竟抱固穷节”与“猛志固常在”相交汇的一生。

(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的精髓。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庄子·应帝王》)在这里，“自然”即自然而然、自自然然，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天然，指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状态。

在陶渊明诗文中，“自然”一词出现四次，其义也随文而异。一在《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个“自然”指自由无拘，与“樊笼”相对。二在《归去来兮辞》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个“自然”指天然如此，是一种自在的状态，是“质性”的具体表现，与“矫厉”相对。三在《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这个“自然”指消除人生弊病的手段。“形”苦于人生短暂而想饮酒行乐，“影”苦于善名难立而求立善遗爱。“神”认为饮酒反让人短寿，立善没有人称誉，人总是要死的，应顺应自然，用不着自己多考虑。“形”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无可奈何的情绪，“影”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对当时社会善恶不分的认识，“神”的主张才是陶渊明的正面意见。四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个“自然”犹如“天籁”，指一种审美标准。陶渊明认为“自然”的就是美的。由此看来，陶渊明的自然观与老庄的自然观不是没有关系。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子》、《庄子》的典故，共77处之多(见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朱熹所谓“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去简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也不是没有道理。�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主要谈三点：

其一，表现在道德修养上的“抱朴含真”。

“抱朴含真”即抱守自然的本性，不为外物所诱惑。《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王弼在《老子》二十八章注道：“朴，真也。”所以，“抱朴含真”重在表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与心态，即至情至性的道德修养。这是陶渊明道德修养的准则，又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劝农》)“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序)从此不难看出，陶渊明对“抱朴含真”、“抱朴守静”这一本色自然的道德修养的倾慕与追求。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对“真”、“养真”的重视便非同一般。它们在其诗文中也多次出现。如：“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酌》)“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所以，陶渊明始终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心态和精神，即使入仕后也能不受拘束，甚至以舍弃官禄来守住这个“真想”。陶渊明讲“真”也讲“伪”。他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这个“伪”与“真”、“朴”或说“自然”是相对的，也是陶渊明所不愿看到的。

其二，表现在生活道路上的“归园田居”。�

“朴”与“真”不仅要“抱”和“含”，而且要“养”，这就需要环境和条件。这环境和条件之于陶渊明，就是“衡茅下”，即远离污浊的官场与繁杂的尘世而“归园田居”。据日本学者堀江忠道《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统计，"归"字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高达55处。除表达返归自然、归于空无之义外，有不少就是表达归居田园之义的。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田园生活、田园风光的地方更多(详见后)。在他笔下，田园几乎就是自由自在、质朴纯真的所在，是与官场、尘世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就是归自然居。所以，当他退出官场而“归园田居”时，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愉悦、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

其三，表现在生死观念上的“纵浪大化”。�

陶渊明诗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还有个可与“自然”通释的“化”字。它有时单独使用，有时与“大”、“万”、“乘”、“腾”、“凭”等结合使用，又总是与人的生死紧密相联。如：“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座送客》)“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是讲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新陈代谢总是相因“寻绎”与“化迁”的，人的感情与生命历程也随之推移。“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影神》)“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是讲人的生命必将“乘化”而去，“我无腾化术”，死亡是“不复疑”的。可见，“化”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那么，人之于“化”又该如何呢?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这是讲人有生有死，从生到死也是“化”，同样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所以有生之年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亡降临之时当“无虑”、“不复悔”、“无恨”。在陶渊明看来，人“同物”一样都接受了“大块”之“气”的抚育(见《感士不遇赋》)，也“同物”一样而“化去”。因此他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同上其三)“同山阿”也是“同物”。由此可知，陶渊明既以“自然”的心态面对生死，又以“自然”来解释生死。�

陶渊明除将儒道两家思想融为一体之外，还有某些佛教思想因素。他与东林寺的慧远关系密切，在其诗文中偶尔也有类似佛教的词语，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中的“空无”。他对人生的参悟与佛教有暗合之处，但他从现实人生中寻求乐趣，而不真的相信来世，他的《形影神》就是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的。所以，他又不是一个佛教徒。再者，陶渊明又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追求一种人格美，将人生艺术化。《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就是这种人格美的写照，不为五斗米折腰、抚弄无弦琴、以葛巾漉酒等趣闻(见《宋书》本传、萧统《陶渊明传》)，就是这种人格美的表现。

三、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他历来是以诗人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的。他现存诗近130首，具有丰富的内容。

(一)、悲叹为官行役的劳苦，表达静念园林的思绪

陶渊明抱着“大济于苍生”和“口腹自役”的情志而“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但官场黑暗，他又“志意多所耻”(同上)，“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不肯屈己奉人，因此，虽几经进退而终无建树。他为官行役没有欢欣，反感劳苦，总是身在行役而静念园林。这种一心处两端的境况，在他宦游期间所写的行役诗中得以充分表露。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是边做官边后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甚至赴任途中也是如此，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说：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是为仕不能静心，归居又不甘心，心与形的对立，使他内心非常痛苦，也很无耐。这种对立与无耐，正显示了陶渊明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他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写道：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有了这样的德操与心态，为官行役的劳苦，便可想而知。悲叹行役的劳苦是陶渊明之前行役诗共有的内容，而将为官行役之苦与静念园林之情合为一体，则是陶渊明行役诗所特有的。

(二)、描绘田园风光的恬美，抒写闲适自得的心境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由对园林的静念化为了皈依的现实，心与形得到统一。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写闲适自得的愉悦心境，成为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内容。他视田园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是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应作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写诗人归田的原因和重返田园的愉快生活。诗人称官场为“俗”，称官场中逢迎应酬、钻营取巧为“适俗韵”，以“尘网”、“樊笼”喻肮脏无聊、束缚人性的官场，以“羁鸟”、“池鱼”喻误入官场的自己，可见诗人对官场的憎恶。归隐田园，正如笼中之鸟飞回山林，池中之鱼重返水潭，让诗人感到无比自由和愉悦。十余亩田地足以养生，八九间草屋足以托身。远处的村落与饮烟，近处的狗吠与鸡鸣，充满生机而又恬美静穆。人的本性在这至真至淳的境界中得到恢复。又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诗人归隐后闲适自得的心境，于采菊、见山、视夕、观鸟之间表露无遗。“采菊”二句历来为人击节赞赏。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东坡题跋》)王国维说此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在这“境与意会”、“无我之境”中，诗人领悟了人生真正的意趣。所以能够如此，皆因“心远”尘俗。又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这是写早春迷人气氛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其一)这是写夏季优美景致的。诗人就是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中，品味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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