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门客，也称食客

“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即命理学、相学]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

“门客”的来源:

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图为参加科举的士子在看榜。取自仇英手绘帛卷（局部）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臖平则将“势”与“道”的力量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反成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对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斤蜀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为智伯行刺赵襄子，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孔。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称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能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等等。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低一些层面讲，大家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争入帝王彀中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子，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参考资料：《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李臖平著

摩洛哥独立以来，马拉喀什的工业发展很快，拥有纺织、榨油、食品罐头、粮食加工等工业部门；郊区是富足的豪兹平原，阿特拉斯山上的雪水提供充足的水源，使之成为农业灌溉发达的地区，盛产小麦、水果、椰枣、油橄榄等；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通达尔贝达和拉巴特等地，公路更是四通八达，为游客到马拉喀什观光游览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马拉喀什的手工艺品十分精美，人工编织的地毯更是久负盛名，成为抢手的旅游商品。

马拉喀什是摩洛哥回教王朝所统治过的一个古都，四大皇城之一，有南部首都之称，也是摩旅游胜地。摩洛哥的国名也是源自此都。这个五彩缤纷的地方，是摩洛哥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的是阿拉伯、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混和味道。从卡萨布兰卡到马拉喀什要四小时路程，沿路进入北非内陆，远远看得到北非最高山脉亚特兰斯(The Atlas)的山顶已经盖上了白雪，一阵阵烤羊肉的味道开始在空气中回旋。到这里游览，游客千万不可错过jemaa Fna广场，周围分列着皮革工艺品与衣服类小店的三角形广场上，是各式各样江湖卖艺者的活舞台，随处可见的蛇与猴子表演、民族乐师、舞师、卖膏药者、相书小贩等，他们在招揽顾客时不遗余力，竞争激烈，非常有趣。广场到了夜间则风格大异，成为摩洛哥乡土名菜出笼的现代夜市，游客访罢古迹，到此品尝法国风味的咖啡或阿拉伯风味的薄荷茶，再加上美味的摩洛哥菜式，乐趣无穷。

马拉喀什于1062年穆瓦黑杜王朝开始建设，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红城”(建筑物的颜色是红褐色)建于1070年，被认为是纯正穆斯林的建筑艺术。城内著名的建筑“库杜比亚清真寺”(Koutoubia Mosque)建于1157年，其宣礼塔用红色石头建成，高77米，是当时北非最高的建筑物，从城内任何一个角度都可看到它，对游人来说犹如一座“灯塔”。郊区散布着近10万棵椰枣树，景色十分壮观。

从12世纪至16世纪，在马拉喀什曾出现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称为“七圣徒”。至今仍有人说去朝圣“七圣徒”，意即去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是红色的城市。无论王宫、贫民百姓居住的老城还是欧洲人度假的大酒店，外墙的颜色都是陶土红的颜色。在微寒料峭的冬日，这陶红色更易使人感到暖意。不过游客能够在马拉喀什感受到的温暖，大抵只有这些。因为从你准备接近这个城市的一刻开始，便成了一些人追逐的目标。

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不得进入清真寺。老城的集市，离清真寺不远，中间隔着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杂耍卖艺的、画手绘的、算命的等等三教九流人物齐聚一堂。初来乍到的游客，忍不住频频举起相机。那些认为你将他摄入镜头的人，会伸手向你要钱。

jemaa Fna广场充满活力，这里你可以找到一流的Babouches（摩洛哥传统拖鞋）和质量上等的jellaba（摩洛哥传统服饰），它按照服饰、皮革制品、地毯、鞋帽分成个各个购物区，沿着小街走得多么小心谨慎，也仍然会迷路。从日出到深夜，Djemaa Fna广场是不眠的，你可看到印度的舞蛇人、出售香料茶叶的阿拉伯人、讲故事和算命的摩洛哥老人，各种卖艺的表演，还有数不清的买卖食品、饮料、服饰、地毯、摆设、皮革、手工艺品小摊位，它就像香港的兰桂坊、上海的新天地一样，因为有jemaa Fna广场，马拉喀什有了无穷生命力。

马拉喀什庞大的集市专为旅游者而设，占据着老城的外围。小店铺里的货品不外乎陶器、皮具、首饰、铁艺、地毯等，铺天盖地的倒也好看。坚守着到产地去购物的原则，我在这里只是走马观花，一任店主们纠缠，径直向前。小巷深处谁家窗前的一两盆花草，给有些肮脏、破败的老城，平添了不少生趣。

此外在马拉喀什，宰游客的现象非常严重，游客经常被以各种借口多收取费用。离开马拉喀什的那个早上，独自去集市回来的马儿说她终于知道当地人打的的价格了，只需三分之一！小费在摩洛哥是必须的，马拉喀什更是如此。侍者们根据小费的多少决定是否微笑或者提供咨询服务。看得出一个咖啡馆的侍者大概很不满意10 DIRHAM的小费，当马儿问路时，故意指了相反方向。

马拉喀什有14个主要古城门，它们是1126年Almoravid王朝的国王Ali ibn-Yusuf所建，城中有历代王朝多个宫殿陵墓等，不过最著名的是jemaa Fna广场，吸引着来自世界的游客。

到马拉喀什旅游的大部分是法国和德国游客，在许多欧洲人眼里，摩洛哥和毒品有千丝万缕关系，特别是欧洲人喜欢享受阳光海滩的Tangier。而马拉喀什是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地方，它正准备将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及商务会议中心。

马拉喀什城作为历代摩洛哥王朝的首都是伊斯兰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地和撒哈拉沙漠商队的北部贸易基地。作为城市象征的库图比亚清真寺建造于1199年，素有“书店清真寺”之称，因书商曾在清真寺内院开书店而得名。同时，马拉喀什市还是西北非保存最良好的历史古城之一，红色的古城墙历经80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雄风依旧。市中心的的吉马阿·夫纳广场（“死者们的广场”之意）建于12世纪，曾经是公开处决叛逆者的地方，现在却成了艺人云集的广场。马拉喀什最大的魅力在于天在广场聚集着不同民族的艺人，如同一个“全球文化”的汇聚地，2003年10月又被定为“无形文化遗产”。

大明盛世图影响中国画坛六百年的一幅绝佳长卷。

作者：戴进

浙江画派公认的第一代开山祖师，是580年前，曾经担任明宣宗皇家宫廷画师的戴进。

戴进（1389－1462）浙江钱塘人，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明朝中国画大师，其山水源出宋代李唐、马远、夏珪等。四十岁前入宫，与众丹青高手同值仁智殿，五十四岁返乡开创中国画浙江画派。

大家知道戴进返乡前贫困，不知其时为避祸而隐姓埋名，流落在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假名袁江，以卖画度日。书画何时何地都是媒体亮点，在聚光灯下，戴着面具讨生活，戴进无异于在明朝东厂锦衣卫的刀边舔血，其艰难可见一斑。最近偶然遇一件书画长卷，绢本，27×410厘米，题跋《大明盛世》，落款袁江。解读此书画，六百年中国画坛宗师戴进，何以能开创浙派先河，个中原委，跃然纸背。

《大明盛世》(见相册局部)画的主要内容是：公元1433年，以南京夫子庙为中心的明朝秦淮风光。，明宣宗宣德八年春，南京久旱。七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明英宗，随父皇明太孙宣宗朱瞻基、生母孙皇后，其弟朱祁钰即后来的代宗，御使振恤，巡游南京夫子庙。明朝四世三位皇帝（朱祁镇两次出任皇帝），英宗的母亲孙皇后皇太后，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中。画中还有其他未考的皇亲国戚。成画的时间是公元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壬戌

。其时英宗朱祁镇已十六岁，亲政的年龄。

书画卷共有五部分组成。

一、画题篆书大字，大明盛世，壬戌袁江。作品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其时，戴进五十四岁。明宣宗一家人，御使南京秦淮河九年以后，太子朱祁镇已经登基明英宗皇帝七年。

二、主画面手卷，绢本，墨笔，26×410公分，铁线描和晕叶描。描绘南京通济门，直到聚宝门即今天的中华门，十里秦淮河明代民情风物，十处景观。夫子庙大成殿、天下文枢、文德桥、贡院等，564年前景观历历在目。画面上五百二十多位明代人物，皇帝皇后太子皇子等、明朝其他皇族，社会各界军民百姓，栩栩如生，秦淮河畔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好一幅明朝太平盛世图。

三、江苏抚台柳宏识行书，介绍作者戴进、画境。行书位于画上方留白处，与画卷同始终。文字录记如下：

大明盛世图一卷，乃明代画家戴进所作之精品也。戴氏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善画。幼师叶澄及长德绪家之妙，大，率承马远、夏珪居多。人物、鬼神、花果、翎毛、走兽俱极精致。设色重轻纯熟，亦不下於唐宋先贤。画道释用铁线描，间亦用晕叶描。其人物行草有顿挫，自此绝技，远出南宋以及诸人之上，成为明画第一流。於洪武年，曾居金陵，以画为业。於永乐年之间，即随其父景祥至京师，大开境界。直至宣德年间，其画名更为著名。即被宣宗帝徵入宫庭，供奉丹青，舆谢璟、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名家，同值仁智殿。所作之山水，则师法马远、夏珪，取法于郭熙、李唐，对其他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臻其妙也。笔法精奇整细密，尤其功力之深厚自居展转为竞而嫉妬之。王世道亦谓其作画颇浸影响，于明中叶之间，声誉更为红赫也。曾作秋江独钓图、春山积翠图、南屏雅集图、雪岩机道图、风雨行舟图等等精品，已珍藏于故宫博物馆之中。戴进之晚年颇为凌苦，由于归家以后穷困。而戴进亦善书法，真乃一字可值千金之墨宝也，十里秦淮，始建于秦代始皇三十七年，古名秦液，流经南京城，出城汇入长江，是古城金陵之起源。十里秦淮盛世图，绘出明代鼎盛时期情景和风貌也，从通济门直到聚宝门这一段，十里之民情风物。可谓十里秦淮十处景，一水相连入长江，自古都城六朝兴，喜看明初开盛京之名句也。此图，描绘景象、人物、建筑之精细，实乃无价神品，宜以珍藏之。

江苏抚台柳宏识于官驿之西窗

（注：南屏雅集图现藏北京故宫、风雨行舟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父景祥”祥字柳抚台仅书上半边，参考别处资料知道全字是“祥”。）

四、清朝翁同龢光绪九年行书评。翁当时任工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行书评价如下：

余阅此图实为少见之珍品明代戴进之笔师出马远其笔法精细决非一般画工所比喻宜以选入神品。

光绪九年翁同龢。

五、收藏印。万历鉴藏寳朱印，位于题跋。

作者根据各方面材料，整理出戴进基本年表如下：

戴进1389年出生于浙江钱塘，现在的杭州市。1398年明洪武31年戴10岁，在此以前，就随父景祥进南京京师学画卖画，其父为职业画师。永乐四年开始，明成祖朱棣汇集天下名师，手书编辑《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中手绘插图，有多少出自于戴进之手，不得而知。1407年永乐五年丁亥戴进19岁，为朝廷显贵作画《归田祝寿图》。1421年永乐十九年春，明成祖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定北京为京师。戴进33岁，进北京，画名显著，戴锦祥结交朝廷权贵戴纶。1426年宣德元年戴纶任兵部侍郎。戴进38岁，入宫担任皇家宫廷画师，轮值仁智殿，。1432年宣德七年，戴进44岁，明宣宗杀兵部侍郎戴纶，殃及池鱼，戴景祥造殃，戴进仓促逃离北京京师。从此，戴进游历山西、河南、江苏等地，隐姓埋名，假名袁江作画，直到54岁。1433年宣德八年，戴进45岁时，明宣宗一家，三皇一后，巡游南京秦淮河夫子庙，戴进或巧遇，或至少知道这件事。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戴进54岁，其时英宗朱祁镇十六岁，戴进根据该事件，完成《大明盛世》图。图中戴进盛赞英宗功德，受到明英宗特赦平反，戴进中止了假名袁江躲藏。戴进衣锦还乡，回钱塘开山授徒，受朝廷支持，戴进正式创立中国画浙江画派，其子戴缙入宫当差。1460年英宗复辟，二次当皇帝。天顺四年庚辰，72岁作《南屏雅集图》。1462年天顺六年壬午，74岁寿终。英宗天顺八年春正月崩，年三十有八。英宗子朱见深继任皇帝，年号成化，共计23年。戴进画派能够受到国家保护，长久不衰。

与《大明盛世》图有关的人事：

1．戴纶，高密人。永乐中，自昌邑训导擢礼科给事中，与编修林长懋俱侍皇太孙说书。历中允、谕德。仁宗即位，太孙为太子，迁洗马，仍侍讲读。始成祖命太孙习武事，太孙亦雅好之，时出骑射。纶与长懋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时时进谏。宣宗即位，加恩宫僚，擢纶兵部侍郎。顷之，复以谏猎忤旨，命参赞交阯军务。帝临鞫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明史》。宣宗即位，兵部侍郎戴纶。宣宗杀纶。《明史》

2．宣宗讳瞻基，仁宗长子也。仁宗即位，立为皇太子。二年，十一月己亥，以皇长子生大赦天下。三年，二月戊午，立皇长子祁镇为皇太子。三月癸未，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十年春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八。庙号宣宗，葬景陵。《明史》

3．明英宗，朱祁镇，宣宗长子也。母贵妃孙氏。生四月，立为皇太子，遂册贵妃为皇后。宣德十年春正月，宣宗崩，壬午，即皇帝位。《明史》

4．明代宗，恭仁康定景皇帝，讳祁钰，宣宗次子也。正统十四年秋八月，英宗北狩（被元朝遗脉瓦刺扣押）。九月癸未，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明史》

5．景泰八年春，帝舆疾。迎上皇复位。（此为英宗复辟改号天顺）英宗天顺八年春正月崩，年三十有八。庙号英宗，葬裕陵。《明史》

6．戴缙，见明史宪宗19年，距《大明盛世》成画已经40年。“谪汪直为奉御，其党王越、戴缙等贬黜有差。”

7．袁江，字文涛，（约1671－1743）江都人，活动于清初康乾之间。画史对其不详。本作者认为，上述时间，是署名袁江的画作，出现在清朝的时间。从署名袁江传世作品《梁园飞雪图》《双潮图》《赏月图》来看，画风与戴进一致，均师承李唐马远夏珪郭熙。

8．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三朝元老。光绪八年时，任工部尚书充军机大臣。

9．江苏抚台柳宏识，《清史》中无此人。《明史》系乾隆四年编。明朝有巡抚都御史，但没记江苏巡抚。有待机会查江苏地方志。

《大明盛世》图，系戴进真品的理由：

1．从画面表现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分析。明宣宗宣德八年，皇帝一家四口，其銮仪服饰年龄相貌，刚逃离京师的皇宫画师戴进最熟悉。明朝宣宗时，南京秦淮河风物人情，朝野百态。长期在此学画作画卖画的戴进最熟悉。这两项条件，就不是同时代其他画师和近三百年后，清朝康乾时期的“袁江”，所能具备的。

2．戴进成《大明盛世》图前，处境非常狼狈。署名袁江，“袁”字中心口写的非常小，以成点。作为朝廷逃犯，戴进时刻提醒自己“小心”。江苏柳抚台，书写戴进父亲景祥，“祥”字只写上半边，二品柳巡抚，避朝廷钦犯字讳。明宣宗杀戴纶，戴景祥不祥。戴进出逃，巧遇宣宗一家巡幸南京，构思成画。戴进一直等到英宗十六岁能亲政时，才公布《大明盛世》图，宣扬英宗英明。十四年后，明代宗景泰八年，英宗以瓦刺人质身份回来，再次当皇帝，从中看《大明盛世》图的社会舆论影响，不可小觑。朱祁镇二十万大军兵败元裔瓦刺，与《大明盛世》所颂扬英宗盛世、英明伟大，而以致于英宗飘飘然，也是《大明盛世》图的反面教训。

3．作《大明盛世》图时，戴进还是逃犯。戴进假用袁江名字。在该图中，戴进以拆字法，把自己的字“文进”镶入画中醒目之处。

画卷中央，《天下文枢》牌坊附近是该画中心视点。夫子庙大成殿前，明宣宗一家，华盖下宣宗和孙皇后，七岁的皇太子朱祁镇，踌躇满志站在前面，成众人瞩目焦点，十分醒目。离皇帝一家，最近的秦淮河中一条小船，船舱帐幔中作躲藏状的，就是本画作者戴进。这是戴进四十五岁时的自画像，不知大师还有其他本人肖像传世否。离小船很近的岸边，几个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在注视着小船。在小船船头斜倚作走之状，是画作者侧面，眼睛盯着岸上一位算命先生手中的招幌，上面写“观文测字”。仔细一看，“字见文进”，藏在其中。只是“进”字没有走之旁，字上有两点，表示与小船头上走之形人，合成“进”字。戴进，字文进。戴进，不愧为高智商的中国画一代宗师。这样做，应合南宋至明朝前期，画家作画不正式署名的惯例。

关于江苏抚台柳宏识，很可能是清朝后期人物，其题词提及的故宫博物馆，明清紫禁城同在一处，清朝说故宫是指明故宫，应该是南京明故宫。现在的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很可能就是民国前的故宫博物馆。